图1: ( 天恩客 2 岁 )     图2: ( 天恩客 2 岁, 与大哥 5 岁, 母亲 28 岁)

 天恩客青少向阳之旅 在台湾的日子

我生长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一九五六年在台北市出世，为家中次男，后家中再添一个弟弟。我们是台湾本省人，祖父早年留学北京朝阳大学，再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他曾跟随吴三连先生在台湾日据时代办新民报，任高雄支局局长，为台湾人民请命，与台湾史学家蒋渭水先生也是好朋友。

祖父曾与蒋渭水先生合作以台湾劳动党的名义，突破日据台湾电报局的管制，发英文电报，到国联（联合国前身），状告日本殖民地政府未全面禁止台湾人民抽鸦片。国联派员调查，逼使日本籍的台湾总督以及交通总长下台负责，更加速了台湾殖民时代全面的禁毒。

我的父亲毕业于台湾大学，曾任台湾政府简任级经贸干部，因筹设台湾高雄出口加工区有功，获当时蒋介石总统的书面奖状。我的大哥成绩优秀，小学毕业时是幸安国民小学全校第一名，台北市中学联考第二名。后来均一直以第一志愿升学至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赴美留学。

我自己则是家里的大头，开心果。小学时功课曾有过不及格，一直到小学四年级，算术才开始能看到高分。我是个左撇子，生性活泼，爱动手，爱唱歌，心地善良，有时却很笨。

当时是住在有前后院的单层大房子里。生活中给我最深刻的回忆就是每三个月，祖父总会选一些字画，将大客厅及小客厅的墙上的字画，重新换上。他也常哼些京剧的片段，家中偶而也吃些北方的面条，烙饼等。

生病时，祖父也为我们开药方到中药铺抓药来煎服。家人所讲的语言有时是日语，有时是华语，有时是闽南语。父亲洽商时会在电话中讲一些英文与广东话，听说他也会讲一些上海话，因为当时在财经方面的政府官员，多是上海人的缘故。

父亲管教我们孩子的体罚很重，而母亲总是下不了手。当时台湾经济刚起飞，父亲曾获政府用联合国名额派驻纽西兰一次一年半，物资局外派香港一次三年，以致他回家时我还陌生的躲起来。母亲当时对父亲的思念与家计的难为，可想而知。

我喜欢唱歌，也天生一副好嗓子。母亲盼望我去学小提琴，可惜父亲从不觉得有需要。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从外国回来，家中多了一个小提琴的盒子，我好高兴却也不敢问。我有一度还忍不住去打开来看，知道那确是一把小提琴。直到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小提琴不见了，才辗转知道那是二叔托父亲买给堂弟的。

我一直偷偷的哭了好久，谁也不知道。小学五年级的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碰到邻居的女孩，她正从老师家学完钢琴回家，手上还抱着一本琴谱。我突然忍不住的低下头，没与她打招呼就快快的走过了。我想起母亲曾告诉我小提琴学好了，可以与她合练一些曲子。

一九六八年台湾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我免试升上了国民中学。当年的双十节，台湾电视公司的盛竹如先生采访了母亲，大哥与我，主要是谈国民义务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在国庆特别节目中播出。母亲侃侃而谈，给我很深的印象。她是台中人，台中女中高中部文组的班长，有两个兄弟为名医，而外祖父曾任台中县县政府的县长秘书，写得一手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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