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以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国民党于30年代所推出的一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南昌正式成立，统领全国各地新运之工作。蒋介石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干事，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次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对人们应该如何开展新生活运动作了极详尽的规定。其规定条目分明，内容琐碎——...

《看历史》采访 潘晶1978年间，您和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进行了深入的谈判，并宣布中美两国将在1979年的第一天全面恢复邦交正常化。对此您曾表示这是您在白宫生涯中作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 您觉得当时中美建交的最大阻碍是什么？而又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美国国会的阻力下依然极力推动中美邦交正常化？A:当我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我就将中美邦交正常化视为总统任期内的优先议题之一。我很欣喜地看到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是位极具眼...

100年前，满人在统治中原近三百年之后，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终选择了无奈而平静地接受。对于清亡民兴的原因，时人及后人有诸多解释。而裕隆太后在下达退位诏书之后，曾自叹祸起于萧墙：“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隆裕此番感慨时，不知是否想起275年前祖先皇太极的训令。在率清军入关之前，这位大清帝业的创始人曾告诫同族：满人须“衣服语言、悉尊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以5.5万人击...

《看历史》文│萧婷新中国以决绝的姿态，摒除了百年来西方列强套在中国身上的各种桎梏，同时也断绝了与西方的联系。无论后世如何评价这种“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在当时的语境下，中国人的确发自内心地感到“从此站起来了”。 1950年1月，解放军开进北京东交民巷，北京市军管会正式征用美、法、荷等国设在东交民巷的兵营。“丧失了整整50年的东交民巷真正回到祖国的怀抱。”这年4月底，当美国前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无限怅然地离境回国时，甚至...

《看历史》本刊记者│刘永峰1943年1月11日，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日，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驻华大使薛穆在重庆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至此，《辛丑条约》这条束缚中国四十多年的锁链终于解开了。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致开幕词时，蒋介石对来自社会各界、各个党派的与会人员说道：“我可以说今天我们抗...

《看历史》文│唐博1930年10月1日凌晨，威海卫回归中国。虽然离别了三十二年，虽然晚归了七年，虽然仍有遗憾，但威海卫毕竟还是回来了。 1930年10月1日凌晨，青岛。在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护卫下，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家桢登上了海琛舰。几小时后，他将抵达威海卫，代表中国政府收回被英国强租32年的这座城市。上午8时，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海琛舰缓缓驶进威海卫港。目光所及，人头攒动，欢迎代表的脸上洋溢着喜悦；耳畔回荡的，是欢呼声、祝贺声。...

《看历史》文│唐博在内外交困中，他纵横捭阖，签下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使得日方终于在济南惨案善后问题上做出让步，但个人终不抵日军的铁蹄，他殚精竭虑三年多的“革命外交”，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次次蒙羞。 繁华喧闹的南京中山北路上，云集了国民政府几乎所有重要部门。而不远处的萨家湾，闹中取静。不少高官把寓所安在这里，既方便上班，又坐享愉悦。外交部长王正廷也不例外。1928年12月13日，这里的宁静被一阵喧闹撕碎了。数以千...

《看历史》文│唐博作为职业外交家，陈友仁在极力推进“革命外交”的同时，不可能不立足现实。或许，他理想的外交手段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革命外交”与“现实外交”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然而，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和渴望自由的民情，给他回旋的空间太小了。 1927年1月3日，汉口江汉关码头的钟楼广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织集会演讲，宣传革命道理，控诉列强暴行。这是武汉各界庆祝国民政府正式迁汉办公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也是抗议英国人一个月...

《看历史》文│王学斌地质学家丁文江受命成为收回会审公廨的执行者，他“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来贯穿谈到桌上的折冲樽俎”，因此与西方的沟通，似乎带有了一种“友谊磋商”的味道。 ■ 租界里的法庭上海建国中路上，有一幢并不起眼的小洋楼，原先是卢湾区人民法院办公地。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里曾是法国租界会审公廨。会审公廨是租界时期旧上海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审判机构，俗称“会审公堂”或“混合法庭”，是由上海道台代表与外国...

《看历史》文│王学斌综观1926至1928年的中比废约交涉，犹如攀登险峰，起起伏伏，走走停停，一路之艰辛莫可名状。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北京政府外交官们，在动荡的时局中，折冲樽俎，确立旧约“期满作废”之先例，争取到与比利时平等谈判修约的机会，并渡过海牙国际法庭法理争议的难关。 ■“修约”在1919年巴黎和会、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北京政府曾经两度向列强提出修约要求，但均未受到重视，只得到“口惠而实不至”的敷衍。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人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