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 茅于轼《读者》（2008.14）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呢？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阶级，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的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够谋到的一份工作。当时没有自谋生路的可能，因为私有制或个体所有制被严格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马路上是绝对没有摊贩的，打零工的机会也是没有的。 工厂里普遍人浮于事，大家干活没有积极性...

再过两年我就要八十岁了。人生的旅途快走到尽头了。这几年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人生的意义何在？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想了几年，答案慢慢地浮现，越来越清楚了。我很后悔，到老才认真地想这个问题。年轻时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如果我早几年想，早几年找到答案，我的人生会少犯许多错误，自己也会过得更顺利些。 这也难怪，人生意义，或者人生目的的大问题不是没人研究，恰恰是研究的人太多，各说各的，莫衷一是，搞得大家稀里糊涂，索性不闻...

maoyushi

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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