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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突发性的学生街头政治运动,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实际上是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90年之后,如果要理解“五四”,就必须重新思考新文化运动。 为此,本刊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贺照田先生。贺照田先生生于1960年代,求学于1980年代思想活跃的北京大学,近年来关注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青年问题亦有深刻的观察。 作者:宁 二 来源:南风窗 ...
作者:廖海青 来源:南风窗 醒客的营生 1980年代末,一茬中国青年的命运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时年29岁的刘苏里就是其中一个。 之后的1992年,这位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已过而立,大难未死,来日的生死也只能靠自己了。” 他决定开一家书店,下海了。 “一个民族何以代代相延?大概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像鲁迅说的民族的脊梁,或者是民族的灵魂存在吧?我们怎样找到我们这个民族得以延续的脊梁,通过他们的言论...
作者:陈信行 来源:南风窗 陈信行 (口述) 本刊记者 宁 二(整理) 我是1985年上大学的,学的工科,上课没几个月就觉得特别乏味。当时的高中和现在大陆的高中可能很类似,高中的老师会说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就是考大学,上了大学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结果上了大学也发现非常闷。关于社会上的事务、关于当时的政治的变化,老师大致都非常保守,常常站出来为国民党辩护。 台湾整个时代的气氛到了1985年的时候,各种国民党外的社会运动正在发生...
短个、圆脸、肤黑、目炬,声如洪钟、语似鞭炮,话中常有典故迸发,激动处,手舞足蹈,时站时立。坐于记者对面的中年男子——何来先生,20年前,曾与现任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程鹤龄、东南卫视卫星落地办公室主任林德建并称福建电视“三剑客”,他们共同创办了国内首个杂志型电视栏目《新闻半小时》,因其舆论监督的实践而轰动全国,其操作模式和节目形态即为央视《焦点访谈》的前身。因此成果,程鹤龄荣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而何来却因“政治不成熟...
作者:陈志武 来源:南风窗 市场经济的前景 市场真的要终结了?如果说这次危机所展示的制度对比,一方是美国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另一方是中国的管制经济,那么,这种对比背后的差别是什么?有多大?我们可能会说,美国社会现处“水深火热”之中(实际情况并没这么严重),中国经济因为对外贸依赖过度而受挫,但还能通过“大政府”救助而较快复苏,那么,这种差别能够证明市场经济模式的终结吗? 其实,之所以中国经济实力现在能够强劲,当然归功于1978...
“村里房子都没了,像个死村一样。要是孩子们再不在村里上学,欢声笑语听不到了,就更像一个死村了。”去年9月,在四川阿坝州茂县一个羌族村寨,得知自己任职的村小学将被撤掉的消息后,校长站在地震废墟上,伤感地说道。 作者:石 破 来源:南风窗 这个村寨位于茂县与汶川交界处,1000多口人,村小成立于1950年代。全校200多学生,小学一至六年级都有,其中五、六年级都是两个班,还有汶川的学生来校就读。“实际上,这个村小已相当于乡中心小学了...
“严厉打击村霸、街霸、砂霸、行霸”、“农房贷款有偿使用,诚实守信还本付息”,这样的大红标语贴满了绵竹市富新镇的街道两旁。去年的5•12大地震,这个小镇因为倒塌的富新二小而备受关注,时隔近一年,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富新二小的新校园已接近完工,地震带来的伤害早已淹没在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里。 作者:田 磊 来源:南风窗 一年后的地震灾区,盖房子的热情淹没了所有的缅怀。政府和明星企业最关心的是学校,不论在哪个灾区,学校的重...
5•12地震周年之际,记者重访汶川。重灾区和极重灾区51个县的1986.7万人(据2007年末统计),在重建中面临的挑战并不亚于应急救援,在某些方面甚至更艰巨,因为这项工作更需要爱心的持续与观念的更新。 作者:本刊编辑部 来源:南风窗 记者的视角无法面面俱到,本刊选择集中关注房子、孩子与社会参与机制,殷盼能以这三组镜头的管窥之见,为两千万人的生活重建立此存照,并为就在此刻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建设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一年...
汶川地震那会儿,郑珂珂和几个同仁满腔热情奔赴灾区,从北京驾车输送物资过去。之后,他们决定呆在那里,继续帮忙。而这种想法在过去一年间,却不断遇挫。 作者:章剑锋 来源:南风窗 他们拟向灾区学校提供一些资源援助,以支持当地的教育重建。凡事总需程序,他们若想让自己提供的教学设备和专业志愿者顺利进入学校,需要得到主管部门和具体学校的许可。多数时候,获得理解并不容易;少数几次,他们的志愿者遭到驱逐。 身为北京泓德中育文化...
栏目:双周 作者:杨 军 来源:南风窗 几乎和新医改方案的公布同步,一场关于中国是否应成为福利国家的辩论正激烈展开。到底什么是福利国家,并没有一个权威定义,当今世界的所谓福利国家,也并非实行统一的模式。因此,这场辩论的核心意义,是讨论在现阶段,中国是否需要提高社会福利,中国的高福利意味着什么。 早在世纪之交,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这架大车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上已经疲态尽显。自2004年,公共政策开始转向,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