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夫子温、良、恭、俭、让【原文】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译文】 子禽问子贡：“孔子每到一个国家都会过问那里的政事，是孔子主动过问，还是要求孔子过问？”子贡回答说：“孔子通过温、良、恭、俭、让的方式过问政事，这样，是自己主动过问，还是别人要求过问，又有什么不同呢？”【评析】这一段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对制定今天的外交政策...

【原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颜渊12.7』【译文】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完善，使老百姓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

谁也无法否认，二十几年来中国最大的经济奇迹就是深圳特区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对于深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一个三十万左右人口的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人口过千万的国际大都市的真正原因，似乎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因为有一位老人在那里划了一个圈；有人说，是因为中央制定经济特区的英明决策；有人说，是因为有地缘优势；有人说，是因为外资涌入。然而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些都是原因之一，但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是因为一位老人在那...

北京的交通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曾经爆发过所谓的乘车难事件，甚至有作家专门写过相关的报告文学。只是当时的政府和媒体都把造成交通拥挤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城市人口太多，很少有人把它归结为政府对交通管理的失败。其实只要对世界各大城市的交通状态略微有所了解，就不难看出北京的交通管理是多么落后。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修建了环城高速公路，一环一环向四周扩展，表面上看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是仔细观察，还是不...

在古代，所有的城市几乎都用围墙围起来，因此城市的人口容量是有限的，一旦人口超过了一定的容量，城市就可能瘫痪。但是城墙既然是人修建的，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同样也能将城墙拆去，或扩大城墙的范围。看过雨果的《悲惨世界》的读者一定不会忘记书中对巴黎下水道几百年间的扩建过程的精彩细致的描写。巴黎下水道几百年间向四面扩建的过程，实际上正是形象地反映了任何一座城市的自然扩建过程。换句话说，在城市的城墙被拆除之后，城市是可以向四面无限...

我在起草本文查找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孟学农先生的《世纪之交的北京人口》，文中有关于北京市人口密度的介绍，他所介绍的北京市人口密度的数据与我上面的表格中的数据是最接近的，北京市人口市区县分布如下：   地 区 2000年 (万人) 占总人口的 比例(%) 比1990年增加 (万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全 市 1356．9 100．0 275．0 805 城 区 211.5 15.6 -22.2 24072 东城区 53.6 3...

请注意，“深圳人口密度逼近香港 面积与人口矛盾日趋严峻”这篇文章明确告诉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一，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口密度远远小于深圳的人口密度；二，深圳的人口密度还没有达到香港的人口密度；三，香港的人口密度远没有达到世界人口密度高的城市8500人/平方公里的程度。 这两篇截然不同的人口密度介绍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极度好奇，究竟哪个数据才是真实的？于是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其结果如下： 世界人口高密度城市人...

波普尔在书中告诉我们，希特勒控制的法西斯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极权主义国家，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美国是否也属于极权主义国家。在今日美国的政客们看来，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比如一些伊斯兰国家也属于极权主义国家。另外，像新加坡是否属于极权主义国家呢？李光耀通过二传手的方式，将自己这个开国总理的统治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如果说这也属于民主，我是觉得有点搞笑。华西村的当家人吴仁宝也通过选举的方式将领导权转给了自己的儿子，他在电视...

波普尔在书中介绍说，柏拉图是反对平等的，然后在书中介绍了从柏拉图出生前几十年就有人在西方提出的平等主义和反对平等主义的各种观点，看得我头昏眼花。我边看边竭力搜索记忆中我国从古到今的各种关于平等的论述，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革命者都会在开始革命时举起“平等”这面大旗，但是革命一旦成功，便也不再继续关心公民是否真正平等的问题。   美国的独立宣言上有句话说“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不管是从生物学的角度...

一个人选择了怎样的职业，几乎将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因此公民有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就成了衡量公民的人权是否能够得到保障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小时候、即文革时代，直到我的就业年龄、即改革开放初期，我和其他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的。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人民却没有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这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问题。今天读了波普尔的这本《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才知道，原来早在两千多年前，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