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结束的前夜1989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历史的终结?》。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他充满激情地下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是二战后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下面这种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思想进化史的终结，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遍推广。”

1992年，他又写了一本书 － 《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进一步对“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展开详细论述。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的分歧已经有了最后的结论。在20世纪以后，世界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新时期，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代替其他制度成为世界的政体主流。美国应该承担道义责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推动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因此，有一种说法是：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弗朗西斯·福山这一理论的实践。

若干年过去了，世界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弗朗西斯·福山的预言，似乎出了一点问题。至少，伊拉克的情况发展，不是那么一回事。与时俱进的弗朗西斯·福山，在今年3月，又写了一篇文章：《历史终结处的历史》，以下是发表在project-syndicate网站上的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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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关口的历史

十五年前我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一书中论述到，如果社会想要现代化，除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之外就别无选择。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想要现代化，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建立让民主和资本主义运作起来所必需的机制和政策，但是，没有其他体制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

“历史的终结”基本上是有关现代化的论述，有人把我有关历史终结的论文同美国总统布什的外交政策和美国战略霸权联系起来。但是，认为我的观点构成布什政府政策的智识根基的人并没有注意到我从1992年以来一直就民主和发展问题发表的看法。

布什总统最初把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该政权被指称与基地组织的联系以及伊拉克违反人权和缺乏民主作为入侵伊拉克的理由。2003年入侵以后，前两个理由不攻自破，布什政府就越发强调在伊拉克以及中东更大范围内的民主的重要性作为其所作所为的道理所在。

布什说，对自由和民主的欲求是普世的，不受文化的局限，而且美国将会致力于支持民主运动，“最终目标是在我们的世界结束专制”。2005年1月和12月期间，伊拉克选民手指上沾有墨水在不同的选举中排队投票，黎巴嫩发生雪松革命以及阿富汗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战争的支持者们看到这些，认为他们的观点得到了确认。

这些事件确实令人鼓舞，充满希望，但是中东地区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在近期到中期之间可能会极为令人失望，而布什政府以此为中心确立地区政策的努力正在走向悲惨的失败。

的确，想要生活在现代社会和摆脱专制的欲望确实是普世的，或者基本如此。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人极力从发展中国家移居到发达国家，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在祖国所缺乏的政治稳定、工作机会、医疗以及教育。由此足以验证这一点。

但是，这与普世地想要生活在自由社会是有所不同的。所谓自由社会，就是一种以个人自由和法治为特点的政治秩序。想要生活在自由社会的欲望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这经常是成功现代化后的副产品。

而且，生活在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欲望并不一定转变成为可以实际这样做的能力。布什政府看起来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的对策上假定，一旦压制专制被铲除，社会就会转变到民主和市场经济默认条件之中，而不是一系列长时间费尽周折所建立起来的复杂、相互依赖的机制。

早在建立自由民主社会之前必需要有可以运转的国家(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并没有丧失)。这在像伊拉克那样的国家是不能想当然就有的东西。

历史的终结从来没有与具体为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模式联系起来。俄裔法国哲学家柯杰夫启迪了我的原始论点。我跟寻他的思想相信，欧盟要比现代美国更为精确地反映历史终结之时的世界的样子。欧盟通过建立跨国的法治，试图超越主权和传统大国政治要比美国继续信仰上帝、国家主权以及军事实力更为符合“后历史”世界。

最后，我从未将民主在全球涌现和美国代理、特别是美国行使军事实力联系起来。民主转型需要想要民主的社会来驱动，而后者要求一定的机制，因此这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进程。

外部大国例如美国可以通过自身作为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成功的社会树立榜样来在这一进程中有所帮助。它们还可以提供资金、建议、技术援助，还有不时使用武力来帮助这一进程。但是，强制性的政权改变从来就不是民主转型的关键所在。 █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以及美国利益集团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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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弗朗西斯·福山并没有改变他有关终极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但是对美国的搞法提出了一丝疑问。

无论如何，“历史的终结”之处，还有历史。
－ 这是一件好事情。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