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喧腾一时、兴讼长达半年之久的“马英九市长特别费案”（此后称“马案”），终于迎来一审判决，结果马英九被台北地方法院宣判无罪。由于当前台湾司法体系采用“三审定谳制”，检察官仍然有上诉权力与机会，加上陈水扁当局不会轻易放弃操控司法的任何机会，因此“马案”最后结局与命运如何，尚在无法逆料的未定之天。

　　然则值得两岸四地与华人社会高度瞩目，尤其是司法界所须密切关注者乃在，台湾司法官在《“马案”一审判决书》里，引用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惯例与法律条文固不足论，但是其特别运用可以上溯至宋朝的中国“行政首长特支费”之历史渊源和古今沿革，来解释台湾行政首长特别费属于“私费”的性质之举，却别具深意。台湾法律人深具文史修养的出色表现，委实颇堪回味。

　　在说明“市长特别费”为何是行政首长实质补贴之理由时，《“马案”一审判决书》之主笔吴定亚先生，特地单列一章以“特别费之历史沿革”为题进行撰述，极具说服力与震撼力。公诉检察官黄惠敏在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对此就曾经心情复杂、意有所指地表达其失望与不满情绪：“法官的国学素养很好，判决书里还引用了宋朝的公使钱，侯宽仁（起诉马英九的检察官）就是忘了在起诉书里掰一点历史。”

　　世人不禁要问：“国学素养很好”的三位法官有何来头？作为马案主审法官的审判长蔡守训先生是台湾本土人氏，来自台湾中南部的嘉义县溪口乡，用台湾话讲就是“正港台湾人”。受命法官吴定亚先生，在代表三人合议庭撰写《“马案”一审判决书》时，则通过一系列中国历史掌故来引经据典，展现出深厚的史学修养与法学功底。年轻的陪席法官徐千惠小姐，则来自“台独”势力大本营——也是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的故乡台南。

　　以此而论，鉴于三位法官的学养经历与出身背景，他们对马案的宣判虽不至于众口铄金，但已足以让大多数台湾民众心服口服。马英九特别费案在7月31日完成辩论终结，合议庭当晚就进行综合评议，直到晚上11点多方告完成，三位法官一致认为马英九无罪。吴定亚先生在《判决书》中引用宋朝典故让人印象深刻，同时也说明了一点：司法官的文史修养，在法律诉讼当中未必有“起死回生”之神奇，却很有可能产生“柳暗花明”之效应。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之播布与承续，由是亦可见一端。

　　吴定亚一开始就以“宋朝之公使钱”，来说明“市长特别费”为行政首长实质补贴之传统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其来有自，而且由来已久：“特别费制度，宋朝即已有之。宋代推行交钞（即纸币交子）制度，货币广泛流通，却也导致通货膨胀，百官除正俸外，尚有公使钱之补贴。学者林天蔚认为当时的‘公使钱’及‘公用钱’之制度，二者性质并不相同。前者为首长之特别津贴，可以私入、自俸；后者乃官署之特别办公费，用于招待来往官吏、贡使、犒军及其他特别用途。”

　　“《宋会要辑稿》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叙明，就同一官职之公用钱必多于公使钱……惟因首长官吏‘因公差使’之‘公使钱’，亦可使用官署之‘公用钱’，用钱之际职责难分；且‘公使’、‘公用’均是‘因公使用’之意，以致《宋史》、《宋会要辑稿》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或有混用‘公使’与‘公用’之处。从而，公用钱有帐籍、须报销者，窃用者有罪。如《岳阳楼记》中之主角滕宗谅（滕子京），即因任意使用公用钱馈遗游士、犒劳民兵而被贬巴陵。公使钱则因可以私入而无此问题。”

　　吴定亚除了充分运用既有史料掌故，来阐释行政官员“私房钱”（即旧时之“公使钱”）之合法性以外，更搬出著名历史人物的言论立场来强化这一证据能力，其辩论技巧于是可知。吴定亚指出，中国历史上“亦有认公使钱即属公用钱”者，如《岳阳楼记》之作者范仲淹先生，在其《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之奏稿中就有此议。范文正公或有为其挚友滕子京进行辩护、施以援手之意，然则中国历史上官员“私房钱”之惯例，亦因此而逐渐生成矣：

　　“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谨照周礼地官有遗人，掌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则三王之世，已有厨传之礼。何独圣朝，顾小利而亡大体？且今赡民兵一名，岁不下百贯。今减省得公用钱一千八百贯，只养得士兵一十八人。以十八人之资，废十余郡之礼。是朝廷未思之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