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历在目

2月18日，元宵节的第二天，晚上近十点钟，手机响了，是我姐夫打过来的，“你明天回家吗？”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响了，在商场的扶梯上几乎站立不稳，出大事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为何回家？”我略略稳住自己后问到，“舅舅去世了！”对方答到，我的心一下子安稳了许多，但同时一股悲恸涌上心头。

舅舅病情险恶我是知道的，它不至于让我心惊肉跳，最怕突然间听到要回家的消息，这种消息意味着家中出了意外，作为长期奔波在外的人，最怕家中出事，年迈的双亲是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父母知道这些，不轻易打电话给我，平时都是我打电话回家，那一年，母亲坐机动三轮车，家乡称作“拐的”，被另一辆汽车撞了，连车带人翻倒在地，幸好只是一点皮外伤，这种惊人的消息，父母从来都不告诉我，父亲年轻时也长年奔波在外，知道这种消息的杀伤力，我是在很长时间后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此事，父母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祈求，听到不是父母出了意外，安稳了许多。这次回家过年才知道舅舅身患重病，而且病情险恶，他被病魔纠缠多年，十七年前，在临近退休时得了脑溢血，健复后有较重的后遗症，口齿不清，有只脚抬不起，拖着走，只能在家中活动，等于被囚禁了。年前，腊月二十六日晚上，我起程返乡过年，二十七日早上到家，尽管开了一晚上的车，吃过早饭后第一件事不是去睡觉，而是象往常一样去拜望长辈，来到舅舅家，只见大门紧闭，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我不停地叫唤，就是不见回应，舅舅就在一楼，没理由听不到，正当我准备离去时，表嫂从二楼的阳台上探出头来，看看是谁，当看到是我后，急着下楼开门来迎，我才知道舅舅住院了，胃出血。直到第二天上午，我才有空到医院去探望，舅舅躺在病床上，只露出一个头，我没看出他与以前有何不同，对我的到来，他是清楚的，我低着头同他说，要放宽心，现在的医疗科技发达，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听懂了，点了点头。我同舅母与表哥在一旁小声地谈论着如何确诊为胃出血，如何发现他的不正常及治疗的经过，最后表哥悄悄地说，他怀疑是胃癌，我赞同，他不提及我还不敢说，作为一个生活有规律又不喝酒的人，没理由好端端地会胃出血，我问是否作过胃镜检查，表哥说他不同意作这种检查，舅舅的身体经不起这种折腾，他叹了口气说，确诊了又如何？难道还能够治愈？我建议验个血，表哥显然不知道这种检查方式，说要去咨询后再作决定，以便自己心中有底。第二天，腊月二十九，舅舅被接回家过年，大年初一，我去拜年，他坐在滕椅上，精神尚好，知道我是谁，用拐杖指了指电视，表示想看电视，我为他开了电视，这时舅母进来了，我们退出房间说话，舅母这些天累坏了，舅舅大小便失禁，她正忙着拆洗被单，我支招使用成人纸尿裤，妻子支招用尿垫，舅母不知道有这些东西，更不知道去哪里买，我说会告诉表哥到哪里去买。我预计初八踏上返程，父母安排趁我还在家，初七回请亲朋好友吃饭，这样我初六才有空再去看看舅舅，心中在想，这可能是最后一面，这次坐得久一点，有时间仔细端详他，暗暗地吃惊，消瘦，典型的癌症症状，我尽说些让他宽心的话，承诺清明节回家时再来看他，告辞时，舅母送出大门外，她知道我来的含意，站在门外，彼此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后我只好说，舅母，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要保重，舅母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掉头就走，不再回头，再不走怕是会哭成一团，不是生离死别，胜似生离死别。第二天表哥来吃饭才知道，舅舅又住院了，我明白，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没料到噩号会来得这么快，从初七到十六，不到十天，我猜测舅舅选择了时间，或者说坚持到了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年过完了，节也过完了，做什么都不再忌讳，这是他留给人间最后的善意。

经查万年历，舅舅生于1936年1月31日，农历丙子年正月初八，小名正仔，舅舅是个孤儿，到十四岁时父母双亡，那时我母亲才十一岁，外公与外婆相距三年时间先后离开人世，至今我都没弄清他们谁先谁后，大舅此时要更大一些，但也不是成年人，这样三个孤儿相依为命，这段经历打下他们日后感情深厚的基础。大舅只字不识，舅舅读过一点书，高小文化，所谓的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完全小学，不是乡村学校只有部分年级的那种，算是个读书人，他有个同祖父的兄长，因被抓壮丁而当兵，在东北战场被俘虏而成为解放战士，随林彪的部队南下，作为南下干部留在县城工作，就把舅舅带出来工作，当个通信员，从此舅舅有工作，正式的说法是走上了革命道路。因为有个脱离农村的舅舅，我比儿时的同伴更早接触农村以外的一些事情，记忆中最早的事情是表哥与表姐在墙找字的事，那时舅母在公社的卫生院收款，住的是卫生院的宿舍，我第一次走入与农村房子不同的宿舍，农家的房子都有天井，有厢房，都是两进或三进的，空旷而幽暗，而宿舍干净明亮，连天花板都是白的，舅舅家墙上有些地方糊有报纸，刚刚学会识字的表哥与表姐比赛看谁识得多，一个说我看到一个3字，你知道在哪儿吗？另一个满墙壁去寻找，找到就欢呼雀跃，我还小，只有四五岁的样子，不识字，只能跟在他们后面屁颠屁颠的转。后来舅舅全家搬到县城，我有机会第一次接触电灯，绳一拉，灯就亮了，第一次接触安在门上的暗锁，随手一关，门也就锁了，第一次接触到自行车，有一次舅舅骑自行车来我家，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它，东摸摸，西看看，还试图爬上去，结果自行车倒了，把我压在下面，吓坏了大人们，印象最深的要算第一次吃冰棍，那时叫冰棒，没去县城之前就知道冰棒，但没见过，更没吃过，到了县城之后，看到许多小孩嘴里吮着一种带小棍子的东西，心想那就是冰棒吧，只看到这些小孩吃，没看到他们在哪里买的，如何开始吃，舅舅看到我望着这些小孩，知道我也想吃，便叫住身边一个提着大口热水瓶的女孩，说是买冰棒，我第一次吃上了冰棒了，原来这些提着热水瓶满街走的孩子，就是卖冰棒的，是舅舅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幼小的眼光里全是新奇的东西，为我打开另外一个天地，见识了另外一个世界，为进入这个世界打下基础。

舅舅舅母对我很好，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在进入初中后，高考恢复了，读书又成为农村孩子走出农村实现鲤鱼跳龙门的途径，父母想通过舅母将我转到县城去读书，舅母在县城中学工作，不是教师，从事后勤，舅母答应了，为我张罗一切，这样，我在1979年9月1日晚上，坐上姐姐熟人的拖拉机来到县城，这一天正好是我们村子与公社间大河上新建大桥举行通车典礼的日子，看完这场热闹后我就离开了家，离开这个并不算小的村庄，开始了再也停不住的远走他乡，直至今日，尽管后来我时常回到那个村庄，但我感到自己不再属于那里，只是根还留在那里。那年我十四岁，开始学着料理自己，开始了冷暖自知的人生，到了县城中学后，与一位同族也在县城中学读书的堂兄同住，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极大的不适应，最主要的是孤单，语言不相同，尽管我家与县城只有三十多公里，但说话的口音明显的不同，这加重了我举目无亲的孤单感觉，到了星期天，来到舅舅家，听到舅母那口浓重的家乡话，强烈的游子归来感觉涌上心头，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种不适应整整经过了一个学期才淡化才消除。我在乡村附中读到初一，转学到了县城中学没有重读初一，直接升到初二，学习成绩跟不上，特别是英语，在初一时就没学不好，到了县城中学更是学不好，没有初一的基础，初二无法往下学，我的英语几乎等于没有学，到了初三，就要毕业了，我也适应了新的环境，开始认真读书，除了英语外，语文与数学都跟了上来，毕业时的成绩，在我的班上据说是第一，但满分为一百分的英语，我只考了五分，英语折半计入总成绩，我并不比同班的其他同学分数少。这时舅母又帮我，把我塞进高一的重点班——高一（1）班，在高手如林的那个班里，我的成绩更差，此时我的自学能力跟不上，而且偏科偏得厉害，除了语文，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懂得学生读书是为了高考，考取好学校才算有出息，没有人为我指点这些，其实，就算有人为我指点这些，我也不一定能够听得进，我是一个不爱受人摆布的人，个性强，尽管自幼就不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从不惹事，但也不是个乖孩子，一味听大人的话。在高中，我还是自顾自地阅读各种闲书，成绩一落千丈，更要命的是，从高一的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卷入到无法安心读书的事情中去，自己都认为无可救药，难有出息，舅舅舅母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好，从来不因成绩不好而责备我，也从来不问我考了多少分，叮嘱要如何如何努力等等，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小孩对待，表姐到外地读书后，舅舅单位上分到的房间给了我与表弟住，从此我不再住集体宿舍，住两个人的单间，到高三时，舅母在学校要到一个房间，我和表弟又搬到学校住，享受单身教师的待遇，一直到我离开县城到外地读书。高三时，舅舅送我一只手表，不是直截了当地送，而是讲究技巧，有一天，我见房间书桌上有只手表，问表弟谁的表，表弟说是舅舅给他用的，奇怪的是，表弟并不把它戴在手腕上，而是一直放在那里，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把它戴在自己的手上，表弟看到这些后没说什么，我就更大胆地戴着它，直到我快要到外地去读书，最后一次参加高考的前不久，一次上厕所将放在裤口袋的手表掉进厕所里，我非常伤心，非常痛苦，这不是自己的表，十分不安地向舅舅舅母说了手表丢失之事，他们没说什么，没有丝毫的责备，让我愧疚，心想将来会挣钱时一定要买只好一点的手表送给舅舅，等到自己有能力实现这个愿望时，手表被淘汰了，这个心愿也就无法兑现。因为舅母对我好，我跟舅母很是聊得来，时常在她开始做饭时，我在厨房给她打下手，洗洗菜，烧烧火什么的，然后天南地北家长里短地说些闲话，一直要说到吃完饭，洗好碗，这一过程往往是两三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我变得很婆婆妈妈，唠唠叨叨，但从来不觉得烦，只要与舅母聊天，那怕是再家长里短，烦琐细微我都有兴趣，只有她可以做得到这点，再无第二人，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其他人，不管是妻子还是母亲，我都无法沉得住气，时常打断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更厌烦她们的唠叨，在心理上，舅舅舅母把我当成很亲的人，我同样把他们当作很亲的人，当成无话不谈的人。

在我幼小的心目中，舅舅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也是个“大官”，带给我很多新奇的东西，等到自己长大成人后才发现，舅舅只是个好人，算不上是个能人，更不能算是个“大官”，舅舅最高职位只是副经理，他长期负责某个单位，用当时的话说，是副经理主持全面工作，没有被正式任命过经理，尽管人们都叫他经理，这与他自己不去争取有关，更不懂得也不屑于削尖脑袋去钻营。舅舅一生在经济贸易领域工作，却一辈子都很清贫，清贫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步，他一直住在七十年建造的宿舍中，那种只有一层的砖木结构房，房改时买了下来，算是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产业，直到2010年过年时，才住进由表哥拆了厨房翻建的新楼房，这幢只有四层的新楼房，集了他与表哥两代人的全部积蓄，还向亲朋好友举债，两万三万的借钱。舅舅家中没有象样的家用电器，在新楼房没有建好表哥另外居住前，家中只有一台电视和一台冰箱，电视是九五年买的，之前一直使用八一年表哥结婚时添置的黑白小电视，冰箱是在舅舅生病后由表弟购买，单门的小冰箱，象个消毒碗柜，不知道是否有洗衣机，这种放在不显眼地方的电器，己经记不清了，除此之外再无其它的电器。以舅舅的履历，早在七十年代就是单位里的负责人——这只是我的记忆，没有经过考证，在我来县城读书时他就是单位里职务最高的人——有过无数的发财机会，经历过多次全民致富的浪潮，但却一直无法致富，他的很多下属，只在八十年底九十年代初才开始担任他同等的职务，都先后发达了，建有自己的楼房，有的还不止是一幢，但他直致退休都只能住平房，舅舅不缺机会，缺的只是手段，就算缺这手段也罢，他还是同样能够发财，但他却抵制了，自断了财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诠释了这点。我们县是山区县，盛产毛竹杉木及香菇樟油等土特产，需要输出到发达地区，舅舅的单位主要从事这方面的贸易，他是这样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很是被人重视，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早期，有次到异地某个单位去，他们组织大批的人马敲锣打鼓，打着写有他名字的横幅到火车站迎接，把他当成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来接待，给尽了面子，也给足了礼遇，但对方没有要到想要的东西，舅舅还是按原则办事，他不拿原则作交易，也不拿单位的资产换取自己的利益，他要为自己所在的单位负责，人们说到这种传说时，不是崇敬，而是语气充满着不屑，意思舅舅就是这么个怪异的人。舅舅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例子算是个特例，不好比较，看个简单一点的，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只要是单位领导，过年期间不缺上门拜年的人，但舅舅家就是没有，如果有新进舅舅单位的人，还是按惯例给他这个领导拜年，他会请人家喝点茶水，然后将拜年的礼物当面退回，也不留人家吃饭，第二年，自然不再给他拜年，这样就没有任何属下会上门给他拜年，他不喜欢这些复杂的礼仪与关系，只有我们这几个亲戚能在他家吃得上饭，他对长期没有人上门求他关照习以为常，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与众不同。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并不是他在刻意追求什么高大的形象，舅舅并不是什么让人高山仰止的圣贤，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其实，他也爱钱，也希望可以生活得更好些，只是他严格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不敢轻举妄动要那些让人觉得心里不踏实的钱财，有件事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九十年代初，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全民经商的阶段，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寻找快速致富门道，这股浪潮也冲击到舅舅家中，看到左邻右舍日新月异的大变化，舅母再也沉不住气，她苦于没有可以致富的方法，经不起邻居的恿怂，舅母学着养猪，将厨房后面的杂物间开辟为猪圈，每天干起农村家庭主妇才干的粗活脏活，在县城，别人养猪都是向饭店食肆收取潲水，利用这些废物来养猪，不需要什么成本，舅舅不愿去求这个人情，他是自己种菜，再就是上街买菜，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六点便去市场买第一批菜，此时卖菜的人都是种菜的人，而不是菜贩子，所以这样的菜最为便宜，就算付出这么多的艰辛，舅舅家养猪的成本都不低，到最后算下来，养猪没挣到什么钱，只是将平日里买菜的钱积集在一起，卖猪时一次性拿出来而己，养了几年，没赚倒什么钱，再加上表弟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了，舅母也习惯了别人的富裕，知道自己要富裕并不真的这样容易，就不再养猪，不再折腾，重新过起平静而安宁的生活。

舅舅是个平凡的人，平凡得不起眼，让人看不到，他老实本份，谨小慎微，这种性格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生活中，在平常，他很少说话，不但同我是这样，就是同舅母也是一样，子女都离开家里后，家中只有他们两人，吃过晚饭，他看新闻，舅母忙着洗碗等家务，到八点左右，舅母忙完了，要看电视剧，他就在旁边干坐着，并不看电视剧，只有舅母一个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看，那时，舅母正在看电视剧《渴望》，坐一会儿，九点钟不到便上床睡觉，从不出去串门，也没有什么娱乐，我为他担心，问他，干吗不出去串串门，或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打打麻将什么的？退休后怎么办？过了半响才回答我，到时他会出去散步，谁知他后来以被囚在家的形式来避开这个问题，想到这些，我深深的自责，如果我不给他出这个难题，或许就没这场劫难。舅舅的老实本份更表现在他的人生旅程上，他与舅母的感情很好，从来都不吵架，每当舅母来气，数落他，他都在一旁不吭声，任由舅母怎么说，舅母一个人说着说着也就说不下去，只有一个说，这架还怎么吵？他们之间唯一的一点风波出现在七十年代，我是从姐姐嘴中听到的，那时舅舅是单位的一把手，每次出差都带上一位年轻的上海女人，为此舅母颇有微辞，也抱怨过，在人们的想像中，上海女人开放，和这样年轻的女人经常一起出差，让人羡慕，也就生出许多风言风语，并传到舅母的耳中，我想这些人有意将这些话传给舅母，好看一场热闹，这架似乎也没吵起来，舅舅可能还是使用他惯有的招式，不解释，在我的猜测中，舅舅希望带上一个年轻开放的女人去应付酒桌上的纠缠，对自己很有帮助，喝酒喝高了往往是签合同犯错的时候，后来这个女人自己主动调走，这场不是风波的风波也就平息了，舅舅自己都不敢以权谋私，他当然更会防范别人利用他以权谋私，如果他真的被人抓住了把柄，特别是一个年轻的上海女人，会放过他吗？七十年代可是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啊。舅舅象这方土地上所有的男人一样，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对别人的好，只体现在行动上，不表现在语言上，不光如此，别人也很难进入他的情感世界，只有很细心地观察才会了解他的喜怒哀乐，对此，我有自己的体会，九四年的初秋，我在通过中级职称考试后便南下，来到珠三角讨生活，完成了从几百“大毛”向真正的几百元的蜕变，年底回乡过年，年后的正月初八日便是舅舅六十大寿，我订了个大蛋糕，并在当地电视台上点歌为他祝寿，点歌时写上了我及姐姐妹妹所有人的名字，一大串的，晚上，听完点歌之后开始吃蛋糕，按照习惯他要吹蜡烛切蛋糕，切完蛋糕后，眼角泪花闪闪，这个细节很少人注意到，不注意这个细节就不会理解他的心情，他激动，为自己被后辈人的认同所激动，这一刻，是他幸福的时刻，再后来，这种幸福时刻就少了，就在这一年，他中风了，从此过上另外一种生活。2005年我没返乡过年，没有为他七十大寿再订蛋糕再点歌，此时的他更需要我们这些后辈人的关爱，需要我们所送出的温暖，为此自己感到惶惶不安，原本想在他八十大寿时再补上，谁知苍天不给我这个机会，现在，我也算是有车一族，可以做到每年都返乡过年，每年都与长辈们见上一面，但是却发现，太迟了，真的太迟了，留有无法弥补缺憾。舅舅一生老实本份，谨小慎微，这源于他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性格，不但履行了加入组织举起右手时的誓言，对得起组织，也恪守传统的道义，对得起良心，没有悔恨，没有遗憾，他的一生，力求兢兢业业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能够做的事，不攀望不切实际的奢华，不追求虚幻的痴心妄想，他安于清贫，不去攀比，安于被遗忘，不去与人争长论短，习惯于静静地默默无闻地关注着他人，关注着这个世界。

舅舅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我无法送他最后一程，我承诺清明节去看他，没想到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去看他，这算是一语成谶吗？如果算，我将悔恨终身，如果当时我换种说法，把不需很久就会再次来看他表达成，再过一个多月就要回乡扫墓，到时再来看您，该有多好呀，这样就避开了清明节来看他的歧义，我有太多太多的对不住他的地方，宽于待人的他一定会原谅外甥的，在远方的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舅舅送行：舅舅，一路走好！

注：我现在的一切与舅舅紧密相关，否则将是乡村一个小有名声的工匠，在最后时刻我没去送他，愧疚万分，只能在他乡追叙他对我的好，并在博客中给予公布，此既为私心，更是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