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认为华国锋对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采取了压制的态度。最近，经研究党史的人揭示其真相，人们才有了新的认识。

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中共中央高干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有人揭发：在1978年6月份，当有人向华国锋请示《红旗》杂志要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的时候，华国锋说不要表态。1978年的4月7日，中央宣传口向华国锋、汪东兴汇报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穆之三个人两次请华国锋对理论争论问题表态。因为当时争论的理论问题有很多，诸如关于按劳分配的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在揭批“四人帮”时，理论界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这些问题都跟毛泽东主席有牵连，因而引起很多非议，有人认为这一讨论牵涉到毛主席应该制止。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牧之，这都是新任命的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在谈话和汇报中请华国锋对这些理论问题表态。华国锋再次谢绝，他说：“我不便于过早地对理论问题表态。理论问题啊，理论界思想活跃是好事。”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说“放开一些，活跃一些对于理论有好处。如果我现在就对理论问题表态，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啊。”看来，华国锋当时不表态，不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而是为了更好的展开讨论。评价一个人，一个历史事件，应该实事求是，不应根据“政治需要”而歪曲事实。

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实行正确的集中，及时发现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才能紧密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在1978年11月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有很多批评意见涉及华国锋，但他本人没有做辩解。别人还有些辩解，关于具体的事实，具体的情节该有些辩解，但是华国锋没有。华国锋完全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的11月开始到12月15日结束，华国锋一共讲过三次话，11月10日第一次，11月25日第二次，12月13日第三次。这三次讲话里面有两次，他都做了检讨，认为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还有在一些冤假错案问题上，他作为中共中央主席负有责任。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过去从来没有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如此民主、如此放开言论去批评中央高层的政策，这跟华国锋本人的包容态度有直接关系。所以后来，包括当年参加会议的胡绩伟、于光远都承认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能够开成一个民主的会议，除了其它原因以外，跟华国锋本人的民主姿态和民主精神有着直接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重要的历史地位、具有这样深刻的历史影响，我觉得在事实上也肯定了华国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