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中国与印度在西藏南部边境地区爆炸了一场短暂的战争。中国方面通常将这场战争称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其战争指导上突出了军事斗争与国际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紧密配合,毛泽东曾称这一仗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选在当时与印度交手呢?
印度打到了中国家门口
中印自古相邻,习惯边界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基本没有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实施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于是,在“团结一切亚非拉
1959年以后,印度不断对中国边界进行武装挑衅。到了1961年,中国政府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实行隔离政策,均被一一拒绝。进入1962年,局势越发紧张起来。6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截至8月底,印军在中国
不久前,专栏作家特贾斯·帕特尔(Tejas Patel)在印度NDTV的
帕特尔还指出,除了决策失误之外,更糟的是,领导人强硬和不负
中国采取“息事宁人”策略
对于印度军队在边境的挑衅,毛泽东也并非毫不在乎。1959年3月10日,西藏少数反政府人士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共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
4月25日晚,毛泽东又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毛泽东还认为,反击的文章“不要把话说绝”,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但尼赫鲁对毛泽东的忍让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根据中央确定的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这份建议被尼赫鲁拒绝后,毛泽东作出了一个令人不解的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
毛泽东:不打不成交
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后的两年内,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放松,反而向中国境内进攻,使得毛泽东“忍无可忍”。据《红墙见证录》(尹家民著)记载:1962年10月18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他先要乔冠华(主管外交部日常工作)和总参谋长雷英夫报告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与会人士表示赞同。
毛泽东则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政治上更有利于揭露印度;二是在军事上,侵略者越深入,越便于我迂回、包围、聚歼——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军事仗”。
对于毛泽东决定发动自卫反击战的理由,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印度的政策激怒了中国,使得中国别无选择唯有采取自卫措施。但帕特尔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他指出,在196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台海局势比较紧张,然而到了6月份,局势得到缓和,这使得中国可以将更多的军队调往中印边境地区。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在10月20日发动的进攻经过精心策划,几乎与将全球拖到毁灭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同时发生。
帕特尔还引用印度官方的观点,指出此时超级大国都在避免核大战的发生,而中国似乎是故意选择了这一
不管是何种原因,毛泽东亲自部署了这场战争的策略,他在会议中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张国华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又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两天后,中印边境开战。张国华提前两天抵达西藏,他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伤亡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1300也好,2300也好,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大团满员。”就这样,一场给印度带来耻辱的边境战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