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治理交通拥堵拿户口做文章，调控房地产仍然是用户口作利器。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对话时说，许多大城市，特别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的城市，社会承载能力已经到了极限。
那么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的城市，社会承载能力为何会到了极限？有必要作个分析。其实略加分析不难发现，这是农业化向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但中国还有其他的原因。
其一，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首先是城市功能得到强化，好处都向这些城市倾斜，促使人们想方设法往这些城市钻。特大城市人口自然急剧增加。
其二，特大城市缺乏弹性吞吐功能。新中国成立后只有在政治运动中有一些人被疏散出城；还有就是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人出城。而随后的落实政策和知青返城，不但这些人回来了，有的还增加了子女。如今已在城市中的人除了出国和死亡自然不会减少。一个只进不出的城市社会承载能力怎会不到极限？
其三，经营城市理念的结果。我们现在的GDP是靠什么支撑的？就是靠出让土地价格。如今在省辖市和县城已经没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有的只是公共设施，它们不但不为GDP作贡献，反而是要政府投入的。惟有房地产业中的土地出让费用才是最大的收益，海南省就披露房地产占整个财政收入的6成。为什么政府对经营城市的理念那么推崇，道理就在于此。当卖土地上瘾之后，政府便致力于搞城市房地产建设，媒体报道全国要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达183个之多。而城市的公共设施功能由于要政府投入，他们不愿付出也就跟不上来，城市社会承载能力怎会不到极限？
其四，总部理论的诱导。当前经济发展中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就是所谓总部理论，就是经济和经营要向总部集中。这其实是享乐主义作怪，当然是人员向省会和首都集中，根本不管经营的产品资源是否在大城市，自然增加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社会承载压力。
其五，官员的原因。特大城市的人口只增不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京和省会官员外放任职是不迁户口的“单刀赴会”，他们的家属当然更不会随之调动迁出户口的；而官员一旦上调到省城或者国家机关部委，那就要拉家带口将户口迁入。这是因为大城市的户口有诸多好处。
那么如何恢复特大城市的社会承载能力呢？本人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化特大城市的人口吞吐能力。要增强特大城市的人口的挤出效能，实行公平的就业、就学政策，真正选贤任能；对特大城市居民的优惠补贴与全国水平相当，使他们的生活成本增加，愿意或可能人口向外流动。
二是控制城市规模。特大城市不能再无限制地扩展面积，没有城市的大拆大建就不会有几百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国家要立即将今年的1号文件抓紧落实，4万亿的农田水利建设项目要尽快开工。2008年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出来后各地争项目是何等积极？而4万亿的水利建设却还没有动静，冷热程度可见一斑。水利建设可吸引农民转向这一行业，而且是在本地工作，能有效减轻城市的社会承载能力。
三是分流中心，撤出一些大学和机构。特大城市不能将所有中心集中，象北京是政治中心就不要搞成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可分散到其他城市；大学和一些机构没有必要在特大城市扎堆，这个道理不言而喻。
四是官员退休后退出特大城市回到原籍。庞大的官员人口数只增不减消耗了大量的城市承载能力。应当建立官员退休回到原籍的制度。
且将心事付瑶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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