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0 11: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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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学林
回望过去百年，有两个关键词：革命和民族主义。两者相因相成，构成了历史巨轮往前走的原动力。同时，革命一直是最重要的具有教化与净化功能的价值符号。
辛亥百年在即，需要的是总结和反思，而不是吹响爱国集结号，“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中国人大教授张鸣在其最新作品《辛亥：摇晃中国》后记中这样说道。相比主流或传统的辛亥历史叙述，张鸣在这部作品中干了不少颠覆性的事儿。
第一，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吗？
过去，我们习惯认为，一个政权的覆灭，必定因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张鸣认为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
1906年，一位日本学者曾对北京市容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即将超过东京”的惊叹，这是清朝实行新政改革后带来的变化，对此，张鸣指出改革虽进行艰难，但还是取得了重要成就：“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
第二，清末统治者的改革是真心还是假意？
在清王朝变革失败的问题上，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是清末改革“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二是改革是诚意的，只是改革得太快，“在危机沉重压力下，清王朝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变革”。
在张鸣看来，清末改革是诚意的，慈禧太后并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腐朽、顽固，而是一个改革者，“不能说政治家，至少她是能孚人望的统治者 ”。
庚子后，慈禧太后经常以泪洗面，召见张謇时，被问“改革是真还是假”，她回答：“因不好才改良，改革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当张謇谈及改革中的腐败与人心散乱时，她也百感交集随之而哭。慈禧太后的眼泪，会是“鳄鱼的眼泪”吗？
由于慈禧太后的坚定，“新政改革进行的还比较顺利。我们从后面看，她的改革成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张鸣并不赞同“改革太快”说，以当时的格局，想靠重回中央集权来治理，没有可行性，“本来控制不住，需要的是分享权力，立宪派这些人并不是清廷的反对势力，本质上是拥护的”。
第三，辛亥革命是各种力量合起来才能够成功的。
以往我们说到辛亥革命的成功，只有革命派的事，从张鸣的这本作品中，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实际上是各种合力的结果。
一、立宪派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立宪派者，各地士绅、咨议局和资政院的议员。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争取立宪，士绅们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那又为何与清廷决裂？张鸣指出，断送清朝性命关键所在是，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后，朝政中枢由一班满族少年亲贵所控制，他们上台收紧权力，尤其是将袁世凯赶出朝廷，成立满人皇族内阁，收回地方的路矿权等举措，使立宪派彻底失望。与此同时，立宪派的参与，使革命相对温和了许多，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
二、新军的倒戈相向。比如南方的新军，投军者文化素质较高，的确有革命党人渗入，但清廷却仅仅因这一点，就整体上对新军不信任，“武汉新军里各种社团，数以十计，具有革命性的就那么几个”。但各地大员依靠旧军打压新军，依然用不给子弹甚至卸下枪栓等方式，对新军加以防范，结果，歧视在新旧对比中加剧，“这种做法，只是将更多的新军官兵，推到了革命阵营”。
三、帮会，赶了个革命的热闹。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细节：蔡元培后来修改革命党史时，孙中山特意提醒他，不要多写帮会。帮会，到底是什么来路？简而言之，无业者、流民、黑社会均属此列，比如哥老会、青帮、洪帮。张鸣认为，革命党跟帮会的结合，使得原先对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反叛性大增，同时破坏性也大增。比如洪门本是做违法买卖的，革命当口，大开香堂，白吃白喝，明目张胆，招摇过市。
第四，当革命本身的崇高压倒一切。
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解民倒悬，但持有英雄史观的革命党人，往往忽视了革命过程中的暴力。
武昌起义，革命军拦行人，仅仅因为他们看起来或者说话声音与众不同，就强迫他们接受检查，以此来验证是不是满人。据记载：“那些头后部扁平的人被要求读666，如果他们读niu而不是liu，那么他们就会被砍头。”
这是满汉矛盾激化的结果，而因可追溯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这里，暂且不论满汉矛盾的种种因由，我只看到一群无辜生命的消失。
辛亥之后，接着一波又一波的革命，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张鸣认为中国患上了革命焦虑症，“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北京贝贝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