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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系列之二

韩非子对待人欲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认为人的欲望是不可去除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以满足欲望为中心的。韩非子反对儒家仁义之道下的慈爱思想，把人间的一切关系都片面地理解为一种利益交换关系，甚至连君臣之间也完全可以视为一种买卖关系。

韩非子认为，君主最大的利益是称王称霸；臣子最大的利益是获得荣华富贵。“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怨。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韩非子·六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称王称霸，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称王称霸的大目标来治理国家，所以他任用官吏的时候就要求被任命者有相当的才能，他赏罚的时候就不会有偏私，并且使民众都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尽力拼命，那么功劳就可以建立而爵位俸禄也就可以得到，爵位俸禄得到了，那么，荣华富贵也就可以有所成就了。荣华富贵，是臣子的最大利益。臣子怀着追求荣华富贵的大目标来做事，所以他们干的事即使很危险也能够坚持到死，他们的力量即使用尽了也不会有什么怨恨。这就叫做“君主对臣下不讲仁爱，臣下对君主不讲忠诚”，那么就可以称王称霸了。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韩非子如何将孔孟儒学中极端化的仁爱思想发展到了完全相反的另一极。在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原则下，君主不必仁，臣子亦不必忠，两者各取所需。

韩非子从性恶论出发，以人欲为中心，在君主与臣僚、君主与有着共同血缘关系的家族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以至于君主与一切人之间构建了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从而将君权神圣化。“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韩非子·爱臣》）君主宠爱臣下过分亲昵，必然危及君主自身；为人臣者过分尊贵，必然会改变君主的地位；王后与妃子如果不分等级，必然会危及王后所生的儿子；君主的兄弟如果不服从君主，必然会危及国家。韩非子进而更为具体地指出，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君，如果没有防备臣下的思想准备，就必定有着百乘兵车的大臣在他的身旁，从而会夺走他的民众而颠覆他的国家；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君，如果没有防备臣下的思想准备，就必定有着千乘兵车的大臣在他的身旁，从而会夺走他的民众而颠覆他的国家。如果诸侯领地广阔、兵力强大，就会危及天子的地位；群臣过分富贵，就会危及君主的地位。

韩非子认为，一国之中，君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韩非子·爱臣》）世间的万事万物之中，没有什么及得上君主的身体极端宝贵、君主的极端尊严、君主威严的极端重要、君主权势的极端强大。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必从外在的方面来寻求，不必向别人去索取，君主只要合理地使用它就能够得到它了。所以说：君主如果不会使用他的这些财富，那么最终将会被奸臣排斥在外，这是当君主的所必须牢记的。

“君臣不能共势，共琴不成曲。”（《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君主与臣下不能共同利用权势去创造功业，这就像两个以上的人同弹一琴而不能成曲一样。韩非子将君主权势神圣化，系统地提出了君本位的思想。君主在韩非子的学说中就这样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

君主地位的帝王化，如同攀上山峰的人，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天下。无论是一国之土还是一国之民，一切尽在君主操控之下。这就如同孔子登上了东山，觉得鲁国变小了；登上了泰山，觉得天下也变小了。也像进入了杜甫《望岳》诗中所描述的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

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韩非子将君权神圣化、绝对化，意味着中国式王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在法理上的形成成为可能。在儒、道学说中，人们可以把“仁”与“道”看成是天人关系的第三极，人间的一切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评价体系，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行为与之相对照。这一点与西方绝对化的神学目的论虽有所不同，但也有相当大的近似之处。然而，韩非子创立的法家学说，以君主的极权及其垄断性利益为最高目标，将神权、人权最终统一于王权的统制之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韩非子在他的学说中，已经将春秋战国时代的君权转向从秦代至清代延续2000余年的中国式皇权，作出了系统性的理论准备。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君与统治集团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相当宽松的，仅以齐国为例，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并尊称管仲为“仲父”。到了田齐时代，百家学派在稷下学宫自由辩论，学者们不任职却能议论国事，可以以任何形式批评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弊端，不但不受到限制，而且还会受到表彰，没有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的顾虑。如孟子多次与齐宣王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对宣王欲统一天下的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宣王对孟子的仁政学说也只是“姑妄听之”，虽不予采纳但仍给予优厚的待遇，并任其弟子活动于齐。像《战国策》中的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更是把君主与谋臣之间相对宽松的关系说到了极致。其他诸侯国如楚国等也有不胜枚举的例子。可见，君主与统治集团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远不是皇权专制主义时代那样一种绝对化的关系。

在韩非子的学说中，一国政治完全被君主极端化的人欲与私利所主导。君主为了一己之利，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做一切可能去做的事情，连杀人也可以不择手段。“势不足以化，则除之……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如果君主利用权势还不足以用来开导改变他，那么就除掉他……奖赏他、称赞他，并不能鼓励他；惩罚他、谴责他，他也不害怕。奖赏、称赞、惩罚、谴责这四种手段都用上而他都无动于衷，那么就应当除掉他。

韩非子正是这样的一个替君主极端利益代言的人。显然，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文化，其学说所代言的法为王法而非民法。法是君主专制主义者实施强权暴政的一把利剑。从法家之法的价值取向上看，社会是不需要发展的，人民的福祉也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只有王权专制独裁、铁腕统治的“一天下”才是最高目的。

中国社会自大一统之后2000余年的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正在于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偏差——发展不是目的，占有才是目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的特殊环境下，在王权占有欲的支配下，中国文化似乎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到了恶的方向上。

韩非子赤裸裸地把春秋战国时代博大的中华文明剥落得只剩下君主专制主义者极欲化的强权意志，完全违反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走上了一条皇权大一统的不归路。

本来，中国人可以从容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人们可以有尊严而又体面地活着，然而，在法家学说的推动下，皇权像恶瘤一样从此无节制地疯长并且扩散开来。皇权以暴力劫持全民，沦全民为君主之质。皇权统治之下的人民是不需要知识、财富、权力的，他们最理想的存在状态，就是永远像牛马一样葡伏于王权专制主义者的权杖之下。

从总体上说，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文化的价值实现模式是贵族文化的极端体现，其本质是反人民的。因而，法家所主张的法，是一种恶法。

如果说孔子是主张仁的善儒，孟子是强调义的良儒，荀子是主张“隆礼重法”的恶儒，韩非子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可算是一个疯狂的恶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