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的历史问题和肃反运动

                        ——父亲的军旅生涯之四

　押送飞机发动机的任务完成后，我很快返回了部队。哈尔滨之行，之前因尚有一台发动机的履历本下面还没有交上来，来不及一块带走，所以我不得不为此再跑一趟哈尔滨。此时向塘机场恰巧有一架运输机飞往沈阳，经过领导批准，由师参谋长亲自签字才能上机，可以想象当时一般的工作人员能坐上飞机有多难，同时也显得有点荣耀。事后我才知道，为了这次乘坐飞机赴哈尔滨，竟然引起了我的顶头上司——器材科科长的不满。可能是没把这个坐飞机的机会让给他的缘故吧。以后的工作中，他给我出了不少难题，他那盛气凌人的态度对我来说确实难以接受。幸好，由于我的爱好广泛，在部队生活中平时既喜欢文艺活动，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特别是爱打篮球。每到晚饭后和星期天，我和几个爱好篮球的战友就在运动场上享受着体育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欢乐。这既锻炼了身体，又结识了许多爱好篮球的战友。就是这种爱好无形之中又改变了我的工作环境，我的体育爱好被当时的场站干部处王处长发现，他推荐我到广东总参军事体校学习，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回想起来，在这时期的工作中有一件事情特别使我感动。我们这个单位的几个年轻干部平时相处得还比较好，但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爱拆开偷看别人的信件。有一天，这种事就发生在我身上。他们该认为我家中的来信可能会给我介绍女朋友，结果他们看得很扫兴，既无半点有关这方面的信息，而且还得知我家中遇到了困难，一头能耕地的驴病死了，这给家中即将开始的春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他们把这消息告诉了我，并关心地询问准备如何解决。我当时回答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一头驴至少价值50万（一万等于现在一元），而我当时的津贴只不过数万（几元）钱而已。正在我愁眉不展之际，三天后科里李助理把50万元交给了我，并说赶紧寄回去，解决家中遇到的暂时困难。这完全出于我的意外，没有想到身边的战友对我这么关心，使我再次亲身体验到部队革命大家庭的友爱和无私帮助的精神。我猜想家中收到这笔为数不少的钱时一定会很激动，可是，万万没想到，父母在收到这钱后，既没买驴，也没买粮食安度春荒，而是拿钱作为路费千里迢迢从河南西平来到江西向塘，到部队来看望儿子了。

自1949年我17岁时离家参军，一晃而过就四年多了，家里此后一直得不到我的消息。母亲天天挂念着我，几乎把眼泪都要哭干了。过去不知我在何方，甚至不知我的生死与否，当知道我下落后又没钱坐火车来看望。这一次，父母作为贫苦农民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么多钱。他们宁愿不买驴子，甚至就是不吃不喝饿肚皮，也要跑到部队亲眼看看朝思暮想的儿子,从这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想念儿子呀！

父母来到部队时，正值部队筹建不久，新的任务还没有具体下达，空军第24师正在组建中。所以，我的工作并不十分忙，还请了一天假带父母到南昌城里看了看。此时我们向塘场站正好从武汉飞来了一架运输机，我带着父母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一下，他们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飞机，当时的高兴样至今让我难忘。

父母在部队只住了一个星期就急于回家了，这一次和父母相见，中间相隔了四年多，而这一别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见，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泛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在送父母上火车之前，我和他们照了一张合影照。万没想到这张照片竟是我一生中和父母合影的唯一一张照片。至今我还完整地保存着这张老照片，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看。回忆和留恋着儿时父母给予我的关爱和温暖，心中总觉得欠父母的太多了，父母给了我生命，在旧中国战乱年代把我抚养成人，为儿子长大吃尽千辛万苦，受尽风霜雨雪的煎熬，无怨无悔。父母给予我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而我因长期在外工作，即使父母亲在病榻上也不能端汤送水报答养育之恩，现在每当想起这些事情，心中就有说不出的酸楚难过。

1955年夏天，一场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在部队中展开了。全国解放已近六年了，可不少地方时有反革命事件发生，而台湾国民党政权为了伺机反攻大陆，也不断派来了特务分子进行捣乱和破坏。为了进一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彻底全面地消灭一切暗藏的敌人。而军队作为一块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肃清反革命势力显得更为重要。随着运动的深入，每个人都要详细地全面地向领导交代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我参军前一直在家中学习、劳动，对于家庭成分、社会关系基本上还是了解的，但要具体地详细地交代，有些问题觉得还是没有十分把握。为此，在运动初期，我就急速给家中寄了封信，要求把这些情况尽快如实地回信告诉我。我的父亲非常焦急，他接到信后，连着数天冒着河水泛滥、时有生命危险的情况到各亲戚家询问了解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这些情况连同父亲本人的情况在运动将进入重要阶段之前把信寄到了部队。我收到信后，看到信中所写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当即把这些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领导了。一个星期后，部队就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一切私人信件的来往，我不由得暗中庆幸。

我父母的家庭是贫农成分，解放后一家十一口，自己的土地的收成根本不够吃，所以我家又分得八亩土地。从成分上来看，我的家庭成分是无产阶级，还是共产党的依靠对象。但从社会关系和父亲的历史关系来看，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的父亲出生于1901年，是一个有点文化的人，因为他从小受到我当过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影响，他自小苦读诗书，长大后经常外出谋事，以维持生活。他大多数都是做些文书、抄写之类的工作。这和他写得一手正楷小毛笔字不无关系。

父亲一生中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他是无愧于人民的。但他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为了儿女们学习点文化，长大后好成家立业，养家糊口，靠他的学问知识和才能经常出去做点文书、录事之类的工作，有时也会和别人一起做点小生意，这样困难地攒几个钱后，供我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上学。由于他长期和本乡一个同学一起共事，而这个人是国民党党员，经他介绍我父亲也加入了国民党。从1947开始， 河南成为我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的要地，由于局势紧张，我上初二时学校就开开停停，初三就基本没上什么学了，而与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生于1922年，比我整整大十岁，早在1940年就考上了汝南师范，两年后从学校毕业时和那一届的毕业生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介于这种复杂的情况，我已不自觉地成了运动中的重点对象之一了。

我们向塘站直属队全体成员在一一过关后，领导就专门成了了一个小组，研究讨论追查我们站包括我在内的七个人的问题。当时我把家中的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向小组交代后，他们对我的最大疑点就是一个贫困农民怎么能供养得起两个中学生？而真正的贫农应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甚至连饭都没有吃的。他们觉得我态度不老实，没有向党组织交代清楚问题。就这个问题一直讨论追问了三天，仍然是抓着不放。既然他们把问题看得这么复杂，态度又那么的固执，不按着他们的分析指出的思路去走，问题必然无限期地挖下去。直到第四天，我不得不在小组同志的胁迫下，承认了自己是地主成分，但我要求请组织上派人或寄信亲自了解一下，因为我参军后一次也没回过家，对家中寄来的信也有点半信半疑。

运动结束后，24师党委真的发了调查信，还是老家重渠乡政府回函澄清的：该同志是贫农出身，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但基本交代得清楚。在此基础上，师党委就我的问题还作了运动鉴定，鉴定书上是这么写的：该同志出身贫农，社会关系复杂但交代清楚，对组织忠诚老实，可以继续在部队工作。并盖有空军24师党委的大四方章，这个公章足有四公分。这个鉴定是我在1956年调到空军福州机场站时，由干部助理潘铁全同志从档案袋中取出来给我看的，当时他希望我写入党申请书，我告诉他我出身复杂，根本入不了党，他为了打消我的顾虑，告知我此前24师党委已经对我的问题专门做了鉴定，我开始还不相信，后来当他经过请示领导后，破例从档案中拿出这一份鉴定书给我过目。就是师党委对我的这份充满信任的鉴定结论，才使我能在部队工作了近三十年。要知道，在那唯成分论的年代里，出身是何等重要啊！当然凭着这还远不够，还要具备一定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积极肯干，团结同志，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并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只有你处处、事事适应部队和工作的需要，你才能在这个革命部队有立足之地，才能充分发挥你的才干，否则，必将被革命部队不断向前发展的洪流所冲倒、淘汰。

在这里，我再次感谢空军24师师党委，感谢身为师党委书记的刘世昌政委，这位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对党的政策掌握得恰如其分，他常深入浅出，讲话极为丰富精彩，全师指战员都爱听他作的报告。正是这种卓越的工作能力和非凡的理论水平，不久后就调往广州空军任政治部主任，1976年又升任空军副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