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视听界》杂志 2007-8-9 作者：李向

    在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广播电视涉外节目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进一步挖掘传（者）、受（众）双方寻求共识的新的可能性，而不是将那种曾经自以为的“一致”与“正确”强加于受众 ，以增强传播的亲和力与有效性？《岩松看日本》作为《东方时空看世界》长篇系列报道的首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在爱与恨之前先去了解

　　在今年1月29日的《岩松看日本》节目通气会上，节目主创人员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介绍了赴日本采访的创意：“日本是一个我们以为很熟悉，其实很陌生的国家。就像在日本开车、看报，路牌、报纸上的文字大多都是我们认识的，但放在一起却搞不懂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需要去了解，在爱与恨之前先要了解。”

　　有了这种直面现实、冲破禁忌的节目创意，才有了踏上樱花之国之后采访的顺畅与节目播出之后的强烈反响。

　　一般说来，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1] 特殊地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几乎写满了国人对周边世界包括对日本加深认识的万般艰辛。尤其是对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国人更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节目通气会上的大白话，的确反映了这样一种 实际情况 ——“国人误读世界，尤其容易误读日本”。于是，伴随着政府首脑之间的“化冰之旅”与“融冰之旅”，《东方时空》希冀依靠记者的良知和智慧，去化解国民之间业已形成的误读，增进中日之间的传统友谊。

　　纵观几乎一气呵成的长篇系列报道《岩松看日本》，记者的采访有这样几点引人注目：第一，亲历现场，凭事实讲话，出同期声，出鲜活的画面；第二，注重采访的深入、系统，客观、公正、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断；第三，承认差别，包容多样。不论是对政治人物、娱乐明星、专家名流的采访，还是接触平民百性，一概以礼相待，推诚相见，体现了对不同文化的包容与尊重；第四，着眼未来，着眼沟通，最大限度地求得了解与信任。这样，就有效地突破了思维定势，向世界成功展示了中国新一代传媒人的气质与功力。

　　“在爱与恨之前先去了解”，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度、自信、怀柔远人的人文品格，可谓是对传统的对外宣传理念的重大突破。白岩松说：“我们看每一个国家，归根到底都是在看自己，看我们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能以这样的胸襟和见识去从事跨文化传播，就完全有希望打造出世界一流的新闻产品。节目播出后，国内观众的评价是“客观冷静、睿智平和”。从开播到4月3日，网络搜索引擎中《岩松看日本》的词条接近6万条。日本NHK在相关报道中也说，“这样报道日本，在中国媒体中尚属首次”。

　　换一个视角去看

　　换一个视角看世界，是跨文化传播的精髓所在。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说，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富士山。他多次说到，从东边去看富士山，与从西边去看富士山，会得出不同的印象；应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富士山。

　　中央电视台采访组出发前就确立了全方位看日本的采访思路。他们在网上征询意见的提纲就包括，“客观地表现出日本国内存在的多种历史观并存、交织的情况，反映出日本社会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复杂性”。正是由于有了换一个视角看世界的高度理性，《岩松看日本》奉献给受众的就是见前人之未见、思前人之未思的丰富内容，把节目的内在品质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1.看到了一副多元的日本面孔。

　　对此，白岩松有很好的归纳。他采访归来时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在靖国神社看到了一种历史观；在立命馆大学的和平博物馆又看到了另一种历史观，真诚面对历史的态度；但神风特攻队后面又隐藏着一种暧昧的历史观。”这三张面孔到底哪一个是日本的面孔？他引用《朝日新闻》主笔若宫启文的话来说，“把这三张拼接起来就是日本真实的面孔，它是暧昧的、模糊的、多元的。这也是我此行的真实感受。”[2]

　　这种对日本社会多元的二战史观所做的入木三分的刻划，对相当一部分国人来说，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3]日本皇室的光环仍在，但让世人感触更多的不是一种品酒赏菊的闲适。倒是徘徊在靖国神社的那些战争幽灵，分明让人觉得杀气森森。

　　记者指出，每年去靖国神社参观或祭拜的人数已超过500万，且呈不断增加的态势，并且都是年纪较轻的人；而立命馆大学的和平博物馆创办以来，总共仅接待50万人。白岩松告诫说，“我们不能忽视靖国神社参拜人数每年都在增长的现实，要对右翼扩大的趋势有所警觉”。这些通过实际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再通过电视节目声情并茂的传播，其影响将是长远的。

　　2.看到了日本社会某些令人愤怒的一面，又看到了许多令人赞叹的一面。

　　当看到靖国神社供着的战犯照片，看到大门外耸立着的那些有关侵华日军强占我诸多城池、攻陷长城等等的所谓纪念浮雕，再想想右翼分子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的言行，确实令人气愤。但是，当电视镜头面对日本人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时，你又要由衷地发出赞叹。节目组采访中接触到的日本人，都那么温文尔雅，似乎人人都是谦谦君子；但在工作岗位上又十分投入，骨子里透着韧性、精准和争胜的精神。他们作为个人可谓平淡无奇，但组成某个较有规模的团队时，总能超越个体，出人意料地干出令人惊奇的业绩来。

　　例如，在千叶县的那个采访点，记者看到所有的塑料瓶，都是先在家洗涤干净后，才再送垃圾站的；一包垃圾要细分成17类再进行回收，16年来从没有懈怠。显然，有一种很好的机制在起着作用。再如，在高速公路上，记者发现，人们随时都能看到路边大屏幕上的路况信息提示，类似“从哪儿到哪儿堵车；如果你要走完这几公里的路程，需要多长时间”，显示的时间非常精确。而当人们根据提示离开高速走便道，走了不久又可看到屏幕提示，指出刚才的那条高速公路的拥堵状况有所缓解，云云。对这一次偶然的堵车经历，采访组在惊叹之余，特将其全程拍摄了下来，在节目当中向受众作了介绍。日本民众在环保和其他人性化服务方面的周到与精细，都令人震撼。

　　3.看到了日本许多人内心深处对中国的情感。

　　著名音乐人谷村新司在与白岩松谈到自己创作《星》的灵感时，两人的对答“神”了：

　　白岩松：当初，这首歌是您在什么样的灵感下创作的？有人说，您创作这首歌跟中国有关，而那个时候您并没有去过中国呀？

　　谷村新司：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小的时候，我一闭上眼晴，眼前总会看到一幅风景画，虽然我知道那个风景是我没有到过的地方，但我想可能是中国的北方吧。这个作品的灵感就是来自那幅“风景画”。我总有一种到过那里的感觉。对我来说，那幅“风景画”就是我前世的故乡，并且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和真实。

　　2002年4月，“粟原小卷电影作品展”在北京举行，曾放映了6部栗原小卷的代表作品，其中包括中国影片《清凉寺钟声》。当时，很多的中国导演都很惊讶。白岩松这次在节目中特意问她：“您为什么一定要在自己作品展映活动中要把这部影片放进去呢？”栗原小卷说出了自己当时的考虑：“谢晋导演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导演，我非常感谢他能够让我出演他的作品。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作品。在演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有三个感触：第一个就是能够出演谢晋导演作品的喜悦；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与日本之间心与心的交流。对于电影中所倡导的和平主题，我感到非常尊敬，并且能够产生共鸣；第三点就是电影作品中表现的是一个日本的孤儿被一个中国的家庭以及社会培养长大的故事，对此我表示感谢。”这应该是粟原小卷作为一个正直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肺腑之言。

　　4.看到了中日关系中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可以沟通的新的可能性。

　　接受采访的渡边恒雄可谓是一个典型。渡边担任主编的《读卖新闻》曾被很多人认为是日本相当保守的一个媒体，而渡边恒雄本人也一直是日本鹰派的代表人物。可是，从2005年6月开始，渡边却对保守思潮采取了批评的态度。

　　在这次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渡边恒雄突然反问白岩松：“你觉得日本面对历史应该怎样地反省，中国人才能满意？”白岩松回答说：“很多的中国人都知道德国在二战结束之后是如何面对历史的，他们用一种很真诚的态度和做法赢得了很多受害国家的尊重，他们可以轻装前进。如果要是日本也能用更真诚的心、很透明的心，用一种很好的态度去面对历史的话，中日两国就可以一起结束过去，共同地向前走。”渡边先生听后，先是解释了一下日本为什么没能这么做。最后，他说：“可惜我不是总理，如果我要是总理，我可能会这样做。”

　　回顾过去，国内媒体在对外传播方面常常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原因也许很多，有指导思想上把 “宣传”与“传播”混为一谈的问题，有传受双方所处的不同的文化背景的问题，有表现方式、表现风格上的问题，也有受众接受心理的差异问题。而最主要的，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我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言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歧义、曲解甚至冲突。

　　其实，对外传播本质上就是跨越文化差异、实施有效传播的过程；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也就是是通过换一个视角看世界，不断地增进文化认同、促进相互理解的过程。在这方面，《岩松看日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样例。

　　记得节目中有这样一个镜头：3月21日采访首相夫人安培昭惠行将结束时, 采访组特意向她赠送了一幅书法中堂,写的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笔者认为，这个细节无论对人、对己，都可谓意味深长。我们也由此得到启示，在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换一个视角看世界、看自己，广播电视的跨文化传播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注释：

　　[1]乐黛云.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67页.

　　[2]中国青年报.2007－04－10.

　　[3]（宋）庄绰.鸡助篇（卷下）引蔡忠愍诗.

　　（作者单位：江苏省广播电视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