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冲

3月28日，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说，中国在国际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已跃居全球第二位。

数据显示，中国的科研论文1999年至2003年间位居第六(占总数的4.4%)，2004年至2008年间超过日本，跃居第二(占总数的10.2%)，仅次于美国。报告预计，到2013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发表科研论文最多的国家。

在中国话题热的今天，这个消息当然引发了媒体的注意。法新社说，中国在科研论文产出上以火箭速度上升至第二；BBC惊呼，两年内中国将在科学领域超过美国，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这个国家正准备做一次“全球性卷土重来”。

有媒体称，全球科研界的整体面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科研排名表不仅仅关乎声望——它也是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能力的晴雨表。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正在异常迅速地崛起的又一个信号。

国内有网站迅速跟上，说科研论文第二“是中国崛起的新信号”，这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比数量，中国在大多数领域都可以轻松地进入世界前三，可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是民族创造力的结晶，并非纯粹以数量取胜。

看看外媒怎么说吧。法新社说，数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质量提高。衡量科研论文价值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引用率，尽管在这方面中国也有所上升，却落后于其研发投入率和论文产出率。中国的科研论文要追上西方质量标准还需很多年。

《卫报》也称，美国在1999年至2003年和2004年至2008年这两个时期引用率都名列榜首，分别为36%和30%。英国居第二位。中国的引用率则从实际上的零上升为4%。

引用率为4%，意味着大多数论文是“垃圾”，这其实和专利一样，前几年外媒报道说中国人的专利数量虽然很多，但很多是“垃圾”专利。

这一次，外媒没有旧事重提，对中国人熟知的剽窃、造假、论文买卖等并非报道，可查查以前的报道，足可以验证把论文数量世界第二和中国崛起扯在一起是多么不靠谱的事儿。

2010年1月，《纽约时报》曾邀请一批专家探讨中国能否成为科技领导者。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前教授约翰·高认为，中国要想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持续不断的进步，有赖于其将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的能力。

他认为，中国能否建立一个完整的创新体系，将其在科技方面日益增长的实力与企业家、设计和社会创新等方面衔接起来，这对于能否实现科技成果的价值至关重要。另外，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本土人才和外来人才如何融合，将是数量优势能否转化为质量优势的一个难点。

华人科学家、美国布朗大学纳米科学与软物质研究中心主任肖钢认为，在内部和地方的评估程序当中、在资源分配和资金申请方面，主观因素往往会压过客观标准。在地方政府和大学这一级，在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方面、在履行科研资金承诺方面，都可能会有延迟。

就在《纽约时报》探讨中国科技领导力的同时，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刊文《中国科研，发表还是灭亡》。文章说，中国买卖论文等造假行为的市场在2009年达到近10亿元人民币。

文章说，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学术造假事件凸显中国的学术评价系统过于强调发表论文。文章认为，中国科研人员需要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压力，可能促进了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

文章说，急功近利的文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官僚干预学术活动。文章引用方舟子的话说，中国的大多数学术评估——人员聘用、晋升、资金分配等——是由非该领域内专家的官僚主义者执行的，结果，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评价研究的质量，成了评估的标准。

搜索了和中国论文相关的报道后，我觉得委内瑞拉驻新加坡大使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的观察最为深入、透彻。他今年3月初在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撰文，既看到了中国争当世界技术领袖的意愿，也看到了阻力和困难所在。

他认为，中国缺乏批评性和个性化思维。中国人的思维受铁的纪律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丧失了自由飞翔的能力。这样一个社会似乎更适合于在明确指令下的繁荣，即精英负责思考，其他人负责追随，而不太有利于鼓励个人的创造力。中国的制造业比服务业表现得更为出色并非没有道理。

他还洞察到教育对科研的钳制。他写道，中国的教育模式是造成中国在谋求科技霸主的过程中显得较为脆弱的最大原因。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中国永远不能产生出像盖茨和乔布斯那样学习成绩一般却是创意天才的人物。实际上，由于缺乏个人创新能力，中国似乎无法在夺取技术领袖地位上实现飞跃。

这些真知灼见，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