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讲《史记》：因道成德 汉祖刘邦 （十）

原文：

秦军复振（1），守濮阳，环水（2）。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3）。

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4），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5）。

 解：

 攻击住军濮阳东的刘邦项羽兵的行动遭到击溃的挫败之后，秦军就退回到了濮阳并很快地重整了旗鼓恢复了士气（说明带兵秦将是个良将），但是不再主动攻击，而是进入了积极防守的姿态，并且利用濮阳城北临黄河的地利，趁着刘项不备，掘开了濮阳城上游的河堤，这样濮阳城就变成了“泽中之国”，刘项一看也就没有了办法，所以就只好打消了攻击濮阳的念头，撒了兵转身去打定陶，结果是定陶也并没有攻打下来。

濮阳、定陶都没有拿下来的刘邦和项羽，因为在这一方向的战事不顺，所以二人就商量了下，决定变向西略，这样一路打到了雍丘附近，在这里和秦朝名将李由带的部队相遇，这一次战事很顺，大败秦军，并斩杀了其主将李由（这样这个地区的秦朝势力就算消解）。所以刘邦项羽二人就带着大胜之兵返身来攻打外黄，但是外黄之战未获成功。

注：

（1）秦军复振———前文讲说，刘项之兵来攻濮阳，而驻守濮阳的秦军出城来反攻，而被刘项击破，就是击溃。这个溃兵却没有因溃而散，我想这是因为带着这支兵的秦将，是个善于带兵治军的人，所以今天这一讲所讲的“复振”，就是接着前文讲，溃军不但没有溃散，反而得到了整理和治理，所以秦军的作战的士气又恢复如初了。要注意的是史记的这样记事，要讲的东西是军心，讲此时天下虽乱，但是秦军士气还硬。

（2）守濮阳，环水———攻不成，就守，怎么守？在此处前人有几种说法，有说掘濠，还有说本来就有濠，此说只是引黄河水来，其实就前文而论，我个人的看法，是此时秦兵外战已经败了，已经退守城中，所以正常估计，此时的濮阳已经被围，而且刘项兵也有攻城，只是还没攻打下来，秦军只是借城据守，守的也并不太容易，所以“环水”，用今天的白话讲就是，人守看来不是成守之计，所以守军之将，就借了地利，趁着刘项不防，掘开了濮阳上游的黄河堤，“使水环之”，也就是说，以黄河之泛围，而为濮阳之守计。掘濠的讲法是说不过去的。引水入原有之濠，也并非却兵之绝计，因为如果原来有濠，那么刘项要攻，就当然应该有备而来。所以以大王拙见，原并无濠，也没有现掘，只是和老蒋抗日一般，掘开了黄河堤，也不用很多人力。

（3）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 因为濮阳城外已成一片泽国，所以没办法，刘项只好带兵退了，转身去攻打定陶，而定陶之战也不顺，没有打下来。这些史记说的都是这个时期，秦军还是很有战心战力的。

（4）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在这个地区再战无功，刘项一看这样也不行的，会挫了兵锋，所以就变了进攻的方向，这回攻势就顺了，一直打到了雍丘。在此要注意大王有个新的断句，原来的断都是断在之下后面，我觉得原来之断虽然也无不可，但是如大王当今之断，则行文说事更宜一些:西略打到了雍丘，并已经占领了雍丘，雍丘所以如此地名，就是因为相对它的四面它是个地方高点之“丘”，所以后文才讲，在攻占了雍丘之后，秦军在大将李斯的带领下，也来“平叛”了，所以“之下”，讲的是占着雍丘制高点的刘项军，是借着地利，与仰攻之势的秦军战，而大破李斯带领的秦军，并斩了秦军主将。这是一次大胜，很有意义的战役。

（5）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李斯之兵破了之后，在这个方向上就算经略成功，所以再战，就得回头，因此史记正文到此，讲“还”攻外黄，外黄也没有攻打下来。

讲：

“兵者，不详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铦袭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德道》

今天之讲开篇，引了一小段德道原文，说明对于“兵”的“不详”的本质认识，在老子之时，就已经达到了哲学性的理论高点，如果我们讲德道，是老子对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哲学性理论总结，那么其这样伟大的理论论断，是不是真的象老子讲的一样，“道者，反之动也”？理论的总结的真理性，是不是通过后世中华民族的的历史实践，再次得到证明？不断得到证真？

“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项羽就是自己的人生，对它做了背反的证明和证真：想要得志于天下，而不行德道于天下，终于自败，自杀其身。

而汉高祖刘邦，则是一个与项羽相对的“乐于助人，乐于救人，乐行于得人之道而共成同得之德者”，就象在上篇白话中我之所讲，刘邦这个人，不但不乐杀人，好杀人不但不是他的性格，他还是个乐助人，乐救人，乐于得人自德的人。

求饮助食于路老，犯了死罪还不忘脱人之死罪，兵临沛县之下而先写给乡亲的信----太史公就是这样，具体说明了汉高祖，为什么是个“仁而爱人”的人----不久之后的刘邦，为什么就会在项梁的集团中，得到了一个“仁厚长者”的美誉：结论很简单，刘邦是个继承和坚持“为仁”理念的一贯行为的德道实践者，仁者不是天生的，它是一个德道文化的核心概念，是一个君子的心行准则，“仁厚（这个厚，是相对其它人而论之厚，也就是说，刘邦并不是唯一的为仁者，但是相对于刘邦之为仁，别人的仁心仁行，要薄些。）长者”，是一个不断为仁久积高人的过程的实副其名。

我们知道，在墨家理论中，是没有仁概念的，因为墨家的爱理念，是兼爱，是平等爱，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刘邦少年所学“大度之学”，只能是包容着仁概念及为仁论的老子德道学，或者是孔孟德道学。

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霸王项羽，用他自愿望始而终于绝望的人生实践；汉高祖刘邦，用他成功的人生实践，通过反正两面，证明、证实了《德道》理论的真理性。

上述的讲，是2月14始稿的讲，原来想解的原文，也要比今天大家看到的多些，因为今天想要讲下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把原文译注减了些。

今天要讲的东西，我已经想了好些天，就是秦治经验和教训的一个问题，秦治因何而败的？是礼治之失吗？是法治之失吗？秦朝究竟何因而亡？汉治对秦治又有什么扬弃？

今天先讲秦朝的礼治，因为相关的资料太缺少，所以谈这个问题，我也就只能就着史记而谈一个大概，也就是说，根据史记所记内容看，秦朝的礼制度其实是很好的，可以说这个秦的礼制度，是给了当时所有社会阶层的人开辟了一条社会的上达之路的，所以就项刘二人而论，项羽虽然是“黑五类”，是楚国旧贵族的后人，刘邦虽然也只是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但是我们通过读史记，可以知道，他们都是可以参加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理论上讲，他们都可以因此而成为社会管理阶层的分子----二人都有非常之才（比如项羽武试不就，问题就太明显了），但是二人的考试都不成功，说明的问题也并不定是秦礼的制度问题，或者就是官员腐败后礼制操作变形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着今天之讲，可以得出关于秦亡之因的一个结论，就是秦朝礼制，制度本身并不是秦亡之因，秦礼制度广开纳贤之道，但是因为司礼的官员不德，所以国家礼制度，也一样就因为失德，而失其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