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本文发表于《炎黄春秋》今年第四期。

 梁学孔正在讲述他的坎坷仕途

说他是个小干部，因为他在大部分的为官时间里只是一位公社书记，论级别只是一名科级干部；离休时才做到县长——一个七品芝麻官。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官，在那荒唐时代，随着路线斗争的大潮起落，他也历尽了宦海沉浮。

他叫梁学孔，1930年农历11月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条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五六岁时接受初步的马列主义教育，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淮海战役时，18岁的梁学孔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支前工作。1949年经老师介绍在新成立的砀山县委任职，同年5月入党。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梁学孔被任命为安徽省砀山县唐寨公社书记。那正是大跃进的年头，卫星一颗接一颗地放，一颗比一颗高。当时的砀山县六个大公社，两个公社上报小麦亩产1000斤，另外两个公社上报500斤。“秋收砍倒棵子狼就出来，”梁学孔说，“小麦现在亩产只有100多斤，500－1000斤的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最后梁学孔上报指标300斤。回忆到这一段时，梁学孔说：“报300斤，我已经心虚了，因为当时的实际小麦最高亩产量不到200斤。将来饿死了人、饿死了牲畜，我负不了这个责任。看见面黄肌瘦的孩子向娘要馍吃，当娘的又拿不出馍来给孩子吃，我这个当书记的心里就感到难过。”

最后县里平衡一下，要求其他公社上缴2000万斤，唐寨公社上缴500万斤。为了完成这500万斤的征购任务，梁学孔号召多载高产作物红芋。天公作美，那年取得了好收成。完成了县里的500万斤征购任务，留足种子饲料外，每人全年还有350斤口粮，保住了全公社六万五千人的命。

大炼钢铁的时候，上级号召收缴社员的铁锅。身为公社书记，梁学孔心情十分矛盾，既不敢对抗上级，又不忍让社员受苦，于是对正在砸锅的干部委婉地说：“那种四张子锅（最小号的锅），砸不了几两铁，给社员一家留一口小锅吧。这样从食堂领来的饭凉了，能在家热热，有人害了病，也能烧口开水喝。”此后推而广之，全公社每户给留一口小锅。

1959年，公共食堂的各种弊病都表现出来了：管理无计划、浪费粮食、干部多吃多占，等等。于是，梁学孔书记向县委书记刘钦鉴报告了公共食堂的问题，提出解散食堂的五大好处，建议把社员的口粮分到户，由社员自己安排生活，这样既有利于社员自救，也可避免干部多吃多占。

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彭大将军的万言书触怒了龙颜，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因为，毛泽东在揪出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彭德怀后断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有，地方也有。”

10月份，中共中央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传达到县里。梁学孔在思想上与彭德怀对了对号，预感到此次运动自己在劫难逃。当通知他到县里开会时，梁学孔料到自己有去无回，便把上级配给他的一把手枪交给秘书，心情沉重地说：“我这次去，恐怕难能回来。如果组织上来人要枪，你就交给他们。”然后又把身上的一件军大衣交给同事陈洪真，说：“咱们同事一场，没别的送你，这件军大衣留给你，白天可以穿，晚上盖在被子上可以压风挡寒。”

到了县上，果不出其所料，县委书记要他做检查，接受批判。梁学孔在唐寨的一些举措，条条上纲上线：低报产量是反对大跃进，给社员留小锅是反对大炼钢铁，解散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其错误性质与彭德怀一样，于是，梁学孔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大不小的一顶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梁学孔被发配到黄楼农场去劳动，由行政18级降到19级。

1961年，中央开始反“五风（浮夸风、平调风、瞎指挥、强迫命令）三害”。10月份，地委书记孟亦奇给梁学孔平了反，应唐寨公社干部群众要求，仍派他到唐寨公社任书记。

梁学孔回到唐寨公社发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破烂摊子：在他离开唐寨的两年期间，村村墙倒屋塌，牲畜减少，劳动力大量外流，土地严重荒芜，不正常死亡数千人，还有很多社员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全公社呈现一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破败景象。1962年夏全公社小麦平均亩产只有40斤。

梁学孔把扭转形势开展生产自救摆到最重要的位置，提出“四保”：1、保社员不饿死，保劳力不外流，鼓励社员拿家中的东西到外边丰收地区换粮。2、保牲口保母猪，保住生产的老本。3、保种子，特别是高产的红芋种，不准搞平调。4、保住房，确保家家户户安全过冬。

在这“四保”中，梁学孔把保住全公社社员生命当作重中之重。梁学孔多次亲自到蚌埠铁路分局，要求在文庄车站增铺铁路轨道。后来这一要求得以满足，大大方便了运载救灾物资，同时也方便了社员外出换粮。不久，在文庄车站卸下了10万斤救灾的胡萝卜。

60岁的李金声是光明大队特贫户，妻子被饿死，自己带着三个儿子，大儿子12岁，小儿子才8岁。他分了30斤救济萝卜，自己无力去领，吩咐两个孩子到十五里外的文庄去抬。两个孩子抬到公社门口，实在走不动了，大孩子打小孩子，小孩子蹲在地上哭。这一幕正好被梁学孔看见了。没有多考虑，梁学孔扛起萝卜一直把他们送到家。卧病在床的李金声见梁书记给他家送来了萝卜，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说：“你对俺的恩情我一辈子不能忘！”

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生产队不得不用人拉犁子。当时流行的顺口溜说：“小马嘎（喜鹊）尾巴大，爹拉犁子娘拉耙。”那些日子里，在拉犁子的人群中，人们经常看到梁书记。和大家一样，他也赤着脚挽着裤腿，躬腰背着绳子。

梁学孔为了了解第一手的材料，挨着生产队跑，牛屋里，地头边，社员家里，到处能见到梁学孔的身影。一到下雨天，别人往家里跑，梁学孔往外别跑。他赤着脚，挽起裤腿，打着一把旧雨伞，一个牛屋一个牛屋地转。“那个时候没有机械，农业生产全靠牲口，一到下雨天，我最担心牛屋倒塌，最担心牲口出问题。”梁学孔现在回忆当年时说。唐寨公社有214个生产队，梁学孔能清楚地说出那个生产队有多少牲口，记得每个生产队的饲养员的名字。梁学孔在唐寨公社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不少是当年的饲养员。

为了鼓励牲畜的饲养和繁殖，梁学孔制定了具体的奖励措施：母畜怀胎一个月奖励饲养员30元，生下成活奖励30元，长到半年再奖励40元。

那些年，社员大呼隆干活，出工不出力，只讲工分不求产量，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梁学孔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提出了一个农作物管理工厂化的“生产责任制”的设想，在文庄大队路口生产队作试点，把生产队的劳力分成小麦组、棉花组、杂粮组、牲畜组、多种经营组等若干组，以组为单位承包工分，包投资，超产部分40％归小组所有。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产量节节上升，社员收入逐渐增加。

   唐寨公社泡沙地多，严重影响小麦产量。梁学孔亲自带领农技人员和知识青年配合土壤专家搞磷肥试验。64年麦收时，试验田的小麦亩产达到300斤，是最低亩产的十倍。在麦收前，梁学孔组织各生产队到试验田参观学习，召开各种会议介绍经验，大大提高了社员科学种田的积极性，促进了小麦产量大幅度增长。1965年小麦亩产达到141斤，1966年已突增到214斤，高于全县平均亩产74斤，比62年的40斤提高到五倍多。梁学孔大搞科学种田引起了上面的注意，1964年被派去北京参加了全国农村科学实验交流会，《安徽日报》专门发表了报道文章，省里在砀山县召开现场会，带领与会者到唐寨参观。当年，唐寨公社派代表出席了华东局五省一市小麦亩产200斤以上的公社先进单位会议。

   为增加社员收入，梁学孔积极扶植副业，开展多种经济，鼓励唐寨南边的沙地较多的大队栽种白蜡条、桑杈等。一些样品被送到北京农展馆，受到朱德委员长的赞扬和好评。

截止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社员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家家户户不再为衣食住房担忧，所有生产队都在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后完成了征购任务，汪庄大队还留了集体储备粮80万斤。

1966年2月，当穆青的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通过广播、报纸传到安徽省砀山县唐寨公社的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说：“咱们的梁书记不跟焦裕禄一样吗？”

就在这时，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梁学孔所有发展生产、改善社员生活的措施统统成了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梁学孔被打成了“黑帮”，下放到该公社蒋楼生产队喂牛，住进了真正的牛棚。

梁学孔当上了饲养员，与牛为伴，白天铡草、喂牛、打扫牛粪，晚上睡在牛屋里，与饲养员交上了朋友。

1967年初的“一月风暴”后，唐寨公社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他们爱戴和尊敬的公社书记梁学孔，有人提议请老书记回来主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一呼百应，一千余群众的队伍马上组织起来了，人们举着红旗，拉着地板车把梁学孔请了来，一路上自发的社员敲锣打鼓吹着喇叭放着鞭炮。

这是梁学孔第三次进唐寨公社主政。

但好景不长。1968年支左部队进驻砀山。他们认为梁学孔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包产到户、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全地区最典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决定在宿县地区9个县批判他。批判会开了300多场，时间长达一年。一个公社书记遭受批判的范围之大、场次之多、时间之长怕是全国绝无仅有。但滑稽的是，这些批判会却开成了梁学孔的宣传会，梁学孔的思想不但没批臭，反而越来越香。在唐寨公社汪集大队的批判会上，大队书记张孝友说：“你梁学孔罪恶不小，这几年由于推行了牲畜奖励办法，我们大队牲口增加了，小麦高产了，我们也不用人拉犁耙了。”当光明大队接到在他们大队批判梁学孔的时候，大队部安排只烧一瓶开水，炊事员端着一碗茶送到梁学孔面前，故意高声说：“天热，请梁书记喝茶。”批判队员见状，到大队部要茶喝。大队部的人说：“就给梁书记烧一碗水，没给你们准备。”无奈，他们只好找水桶打井水喝，但水桶早被藏起来了。他们又想去梨园里摘梨子吃，但各个梨园都被严密把守。批判队员到处碰壁，一口凉水也没喝上，灰溜溜地走了。在泗县的一次批判会结束后，与会群众把梁学孔围住，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公社有你这个走资派就好了，我们一个劳动日只合三毛钱，你们合一块四，你们一个劳动力的收入顶我们五六个人；你们每人分小麦280斤，我们分不到50斤。……”

通过长达一年的批判，梁学孔受到了很大鼓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坚信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民。

军管会见批不倒梁学孔，就把他再次发配到黄楼农场劳动改造。这是梁学孔第二次到黄楼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梁学孔方得以解放，1978年元月被任命为砀山县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9月调宿县任县革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

这时，社员听说外边在搞生产责任制，也要求包产到户，梁学孔给以了支持，并在张庙公社全面推开。有人认为这是搞“右倾”，并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地区农委，农委负责人要追查，决定找梁学孔谈话。消息传到梁学孔耳朵里，他也有点紧张——毕竟，他经历了三上三下，吃了太多的“路线斗争”的苦。晚上躺在床上，梁学孔思想斗争很厉害，他想不通：为啥一利国家二利社员的事情就是“右倾”呢？这时，地区革委会主任进来了，通知梁学孔立即到新马桥农场（安徽省五七干校）报到，接受劳动改造。梁学孔连忙收拾行李，突然，“当啷”一声脸盆掉在地上，他被惊醒——他做了一个梦。

不久，中共中央下发了75号文件，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梁学孔和数亿农民的愿望得以实现。从1980年到他1990年离休，梁学孔算是稳稳当当地当了十年县官。他积极在全县范围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土地包产到户，而且果树、水塘、沼泽地、荒山乃至供销社下属的商店也承包给个人，人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生产力发展很快，粮食、棉花、油料逐年增长；与此同时，梁学孔积极鼓励社员发展副业、养殖业，使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引导人们奔向幸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