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引起热议的山西交城县修建的规模宏大华国锋陵园的消息让我很有些震撼。华国锋在他的一生中，尤其是在这远离政治中心的三十年中，低调谨慎，身后令名却让这座陵园有所毁伤，让人唏嘘。

据我所知，不仅交城县，山西人尤其是山西的不少干部都对华国锋的起起落落有着一种难以表述的感情。但这座陵园使山西人民对华主席的感情变了调。我不知道这座陵园的修建，有多少华国锋家人的意见，又有多少交城县官方的意见和财政拨款，更也不知道这中间有多少企业家的捐助参与其中。如果说，当年一首“交城的山交城的水”，是一种政治上沿袭惯例对“英明领袖”的顶礼膜拜，那么今天这座华国锋陵园体现的只能是资本时代的话语权，某种意义上，它的价值与去年《阿凡达》风行时，张家界官员哭着喊着要更名的那座“哈利路亚山”差不多，代表的不过是资本的力量，谄媚的也是经济利益。

“陵园搭台，经济唱戏”，交城当局想通过这座绝对超出标准的陵园吸引多少旅游资源？带来怎样的收益？

华国锋同志去世近三年后被他的家乡人民玷污了。

华国锋作为当年被写入煌煌《历史决议》中的中国曾经的领导人，去世之后，以当时的官方“生平”形式和今年他九十岁诞辰之际《人民日报》的文章，对华国锋的历史功绩进行了谨慎的修正，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同时这几年来，包括胡德平等不少人士都撰文对华国锋在历史上起的重要作用正面评价。华国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忽略的人物，却因为历史的原因，一段时间内被人有意遗忘，如今再次被历史唤起，这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公正。

一个人一段历史时期里的评价，或许出于某些人某段时期里政治或其它需要而未必公正，但历史本身是公正的，时间会沉淀，会使真实的历史浮出水面。华国锋的历史评价现在出现的这种“犹抱琵琶”似的谨慎改变，应是例证，也是当年刘少奇所谓“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种真实写照。

近读胡德平所写《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重温胡耀邦“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真知灼见。恰巧，胡本人也在历史上有一段被历史遗忘的阶段。胡耀邦时期，曾因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思想理论界造成了一种极为宽松的局面，当年也曾引起极大的争议与反弹，甚至影响了胡本人的个人历程。可喜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发展了三十年，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已非当年可比，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对国人的冲击，国人对这些思潮的接受程度，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些思潮的宽容程度，都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胡耀邦天上有知，亦当欣慰。

当前的中国思想界，有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形形色色的“左派”与“右派”。这些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或言之有据，或立论有瑕，或虚言恫吓，但整体上都以“一家之言”被包容。似我这样的普通人，“乌有之乡”也上去看看，各式“社会主义”也都大致浏览，并无定见；只是那些“左派”，头上戴着神圣的光环，“拉大旗作虎皮”，更能忽悠人罢了。

当然，历史是有惯性的，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显然现在仍有历史局限。但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大功绩的人，不应长期湮没在历史当中。

中国的改革，虽发轫于经济体制改革，但当年“真理标准讨论”揭开的“思想解放”的盖子，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去年以来一直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质跟进，而不能继续囿于行政改革的窠臼。去年，南北媒体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各种思辨。由衷地希望，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观点冲撞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发意义，能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应当解决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而中国80、90后的年轻人，国家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淡漠，实堪忧也。

胡德平书中写道，“资、社两种民主，只有先后之分，范围之分。如在实行民主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其民主、自由、人权对资产阶级来说就是真的民主”。从这个道理来说，剥离困扰政治体制改革的“资社”之争，“虚伪”与“实在”之争，我们理应理直气壮地吸收一切西方民主的技术层面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