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竹轩藏书印新作

收藏历史，收藏文化，亦收藏财富

图书是文化最好的载体，非收藏家也能认识。历史上不管什么收藏家。恐怕也没有拒绝藏书文化的。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是收藏家中的典型人物，金石、字画、图书都是其钟爱之物。战乱时期，逃难途中，无可奈何，先弃金石，再弃字画，还是舍不得图书，《金石录后序》写得催人泪下，是赵李夫妇藏书爱书的真实写照。郑振铎在敌伪时期，生命难有保障，躲在屋里翻弄图书，“一个人也不见，惟见书贾”；每得一册奇书，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解放后首任国家文物局长，即派员到江南一带寻书访书，抢救文化。郑振铎的文化贡献，我们略略翻翻他的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郑振铎书话》，就看得非常清楚。我想，如果没有当年郑振铎及时抢救中国图书典籍，充实国家书库、博物馆，我们汉民族文化的损失该是多么巨大；即便今天民间还保存大量珍贵图书，国家用钱去买，又是什么概念？鲁迅、毛泽东、周叔弢、阿英、唐弢等一大批文化人收藏的历代中国经典图书，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是多么巨大的贡献啊！

藏书家有文化、有学问，能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当代藏书家中，收藏古籍的上海黄裳先生，收藏新文学版本的北京姜德明先生，读书界无人不知。姜、黄二人皆报人、散文家，他们的文章清心可人、流畅秀美，且有说不完的话。不能不说得益其丰富的藏书。北京出版家范用先生，小学生出身，读书藏书。六十年如一日，炼就了“火眼金睛”，主持“三联”，文化人高山仰止；范用的家，俨然一家艺术图书馆，被港台学人誉为北京的文化风景。黄裳、姜德明、范用等当代藏书大家，我都拜谒过，有的频繁登门，读书人要感受文化气氛，自古已然。藏书的文化意义，最初是藏书家受益，而后社会公众受益，继承文化的人传播文化，自然而然事。

老一辈藏书家这样，新一代藏书家又何尝不如此。上海曹正文先生，读书藏书，沪上有数，主持《新民晚报·读书乐》，似举烛照人的光明使者，让百万书生受益。南京藏书家薛冰先生，利用其藏书资料，写出了一本又一本耐读的南京故事，整理了一批有价值的南京地方历史资料。北京藏书家赵丽雅，也是小学生起步，藏书痴迷，学问穿透了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其事入得了文化超人张中行（季羡林评语）的《负暄三话》，本事确实顶呱呱。曹、薛、赵等藏书家，今日藏书之翘楚也。他们并不因藏书而卖书，而却以其藏书的文化价值而转换成相应的经济财富，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藏）书中自有黄金屋”，他们身上体现了良性循环，我十分羡慕这样的藏书家。

藏书转化成经济财富，只有积淀深厚之藏书家方能做到。我曾同薛冰先生开玩笑，说凭薛的学识眼力，在沪宁一线旧书市场淘书，一定能淘得可上拍的好书拍卖发财，薛冰笑而未答，未答亦答也。薛冰是中国文化之传薪递火者，他的藏书当然不是冲着财富转换而为。财富在书中，不难理解，今天尤其如此。靠藏书带来比较可观的经济升值效率，不是没有例子。北京田涛、谢其章、刘建业，就是很有成绩的新派藏书家。他们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古旧书肆，寻访奇书及珍贵历史文献资料，往往以很低的价格获得物有所值几倍几十倍的回报，令他们欣慰不已。他们撰写的很多此类文章可以证明。藏书家在图书文化收藏的过程中获得了经济回报，可喜可贺，我们应当为其成功喝彩。

收藏，不管选择什么东西，都是在收藏历史，收藏文化。有意或不经意中而为之，坚持对文化收藏的信念，自然也有经济回报，而这种回报是股票、房地产及期货无法比拟的兴奋。因为你在收藏经济财富积累的物质享受中，还体会到了精神文化的高级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