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进退退才失据（也论“海上皇宫”强拆）

石羊

自深圳“海上皇宫”再次被强拆的新闻传出后，很快又传出了“宫主”已经起诉相关部门的新闻。无论是强拆的双方的角逐还是媒体和舆论的分裂，都预示着这是一场值得围观的好戏。政府的强拆既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又有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做背书，看似无可指摘。“宫主”告政府出尔反尔，完全没有公信力可言，事实清楚，事亏理不亏。很显然，政府在处置“海上皇宫”的过程中存在致命的弱点，才会授人以柄。

实际上，正是因为政府在处置“海上皇宫”问题上犹豫不决，进进退退才造成了当下进退失据的局面。如果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强拆到底，相信各方面的反应都只会为政府加分，作为“海上皇宫”一方也会从一开始就死心。从另一个方向来考虑，假如政府将对“海上皇宫”的纵容或默许坚持到底，等着舆论慢慢降温，实事上也很容易脱险。因为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玩这一手早就驾轻就熟了。深圳市政府能够在排除阻力和干扰之后继续执行强拆，说明政府并没有忘记履行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但是，进进退退，犹疑不决的后果已成既定事实。进了又退，不得民心（至少部分地是这样）；退了又进，则彻底惹恼了“宫主”。

为什么一个执法过程的简单的进与退会这么难做出决断哪？在笔者看来，虽然我们的法律是健全的，正如我们刚刚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设完成一样，但是我们的执法过程却并非是刚性的。仅以这次的“海上皇宫”强拆为例，有几个占了很大权重的影响因素：一是违建一方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二是主政者对利弊得失的权衡(权衡的主体当然可以是地方，可以使政府，也可以是个人)；三是民意形成的巨大压力。很显然，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决策的能量和重要性远远超过法律和司法的力量和重要性。这里涉及到的权与法的关系，也只能是点到为止了。民意的胜利比政府的胜利更有价值，而司法的胜利则远比民意的胜利要重要得多，因为它标志着一个现代化国家从根本上的进步。

强拆“海上皇宫”最大的意义，在于给政府以后的执法提供了一个标杆和样板。因为国内外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更让这个意义被增强、扩大和坐实了。相较于此，某些人所一再强调的强拆“海上皇宫”的所谓损失还算得上什么呢？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损失是谁的损失，为什么会损失？在此案例中，政府存在欲擒故纵的嫌疑，至少事实上是这样，有点像钓鱼执法，而且是姜太公钓鱼，鱼是自愿上钩的。只是这次钓的鱼太巨了，消化不了。又或许，钓（极少数）与被钓的双方，本来巴望的是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只是被民意打散了。

最后忍不住再说句公道话：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绝不是“海上皇宫”可以单方面造成的。“海上皇宫”可以做这么大这么久就是最好的证据，这是用偶然和个案都很难做出解释的。所以，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也绝不应该由其单方面承担。“海上皇宫”在不断增资和加码的时候，又是谁在围观？谁在助威？谁在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