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六）

   负担：谁是吃人的老虎？

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为：美国2.31人／百万美元GDP；中国39人／百万美元GDP；法国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1.58人／百万美元GDP。

2009年，福布斯推出了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特区）排名全球第二税负痛苦地、亚太地区第一，排名第一的则是法国。

2009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68477亿，其中税收63104亿，经过多年的费改税，这两个数字已经逐渐和国际接轨，差距已经逐步缩小，也就是说税收收入正在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而收费收入正在逐步降低，2009年，排污费、教育附加费等收费项目加在一起，再即加上一些别的项目总计不过五千亿元，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字。
　　2009年，中国的GDP33.5万亿元，财政收入大约占比百分之二十，乍一看，和国际上的大多数相比，似乎不高，虽然国家提供的福利极低，增大了中国人的纳税痛苦指数，但是我觉得仅仅排名第二，还是大大低估了中国人的纳税痛苦指数的现实。在发达国家中，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政府成本相对较少。中国正好相反，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很难领到失业救济。在中国，这些支出的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的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和浪费。

除了收费以外，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大的预算外收入，就是卖地收入。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约为15000 亿，因为非常无耻的土地国有政策，本来属于人民所有的土地，被当成国有财产，被政府再卖给人民。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农民的土地补偿金额大约只有10%。政府净收益13500亿，相当于提高了近20%的税收。在很多地方，土地出让金成为了政府的摇钱树和财政支柱。

住房天价：谁是罪恶的元凶

2010年12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称，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是8 .76，比2009年的8.3上升了0.46。农村人口更高，是14.6，比国际公认的房价收入比3-5高出3倍以上，而且按照目前的收入比水平，在城镇中需要购买新住宅的家庭，85%都无力购买，农村家庭超过95%。天价住房，已远远脱离了城乡居民、迁入城市人口人群的正常收入和实际支付能力，已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房价为什么会想做飞机一样“直上云天”？住房天价的罪魁祸首是谁？这个问题讨论得够多够烂，国民激愤的心已渐渐麻木，许多普通民众也已经从文盲半文盲或“非专业人士”（其实这个与专不专业没有太大关系）成长为“专家”“半专家”，真相和答案不需要再去探究。还是用权威人士的话更有说服力吧。

政协委员王超斌举例说，他公司旗下的任何一个正常房地产开发项目，从开始获取土地，到竣工结算备案，跑部门、交费用、盖章，贯穿始终。从征地开始，到把楼房建成，让购房者入住，王超斌的公司管理人员乃至王超斌本人，要跑遍25个局、委的80多个科室，共缴纳50多项费用。A大厦项目从规划局到建委部门这个审批阶段就已经发生14项费用，总金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 其它房地产公司，老板未必有王超斌这样的高级身份，所需要的费用和受到的刁难更多，往往超过百项。
　　在目前中国的房价中，实际上大约有55%是交给政府的税费。税收占10%，土地费用30%，奥秘无穷的“其它”费用则占去15%-20%。天价房和豆腐渣工程也由此而生。这还没有算上贿赂等腐败费用。

另据本人分析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力”和“房价升天”，其实也与垄断有关。在房改房以后，中国的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和实施，都是在为房地产业的垄断铺路和摇旗呐喊，使中国房地产业的准垄断成为事实。在利益链条化、共同化、一致化的市场垄断格局下，疑似的多方市场成为一个纯粹的对立市场，一方是被强制绑架的个体民众，一方是一个强大的垄断利益集团。当然，它的核心结构并没有改变。即，罪恶的源头是一样的。

 教育：六位数与4000万

毕业于南师附中高三（6）班17岁的小才女、哈佛女生芮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妈妈喜欢看《非诚勿扰》，一个哈佛毕业的男嘉宾安田出来的时候妈妈特别叫我一起看，我最欣赏他‘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芮雪告诉记者，这其实是美国顶尖学校几百年来一直向学生传授的理念。“一个常青藤大学教授对毕业学生说的话，大体意思是：‘今后的五年之内，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获得六位数的年薪。但是如果这就是你们想要的，你们就是浪费了大学对你们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不是西装革履地在名牌大公司工作，而是自己贴钱到穷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去做志愿者：这里面反映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样的社会责任感来自教育。”
    看看昨天（4月6日）网上的另外一则新闻：“北师大教授微博称:高学历者贫穷意味着耻辱失败”。这则微博新闻莆一出街，就理所当然地收到绝大多数人的口诛笔伐。“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4月4日，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中国教育的五大不公平”（2010.3.1中国新闻周刊）“地区和城乡差距造成教育不公平”、“制度设计偏颇造成的教育不公平”、“学生家庭收入过低 造成的受教育不公平”、“政府规定执行不力、造成的教育不公平”、“‘农民工’的城市化政策缺失造成的教育不公平”（当然不仅仅是“农民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牺牲亿万“农民工”二代人的沉重代价，换取的，仅仅是严重不足额的体力报酬。“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严重缺失，“农民工”子女教育资源的严重匮乏，导致整整一代人的身心不能健康成长，甚至与心灵扭曲。在美国儿童、西方发达国家儿童在无忧无虑生活上学的时候，中国的千万留守儿童，不仅忍受着与父母的分离之苦，还忍受着缺衣少食的艰难生活。

……社会公平的严重却失何止是教育，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公平正义的影子都难寻踪迹，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有尊严地活着”，更像是一个梦想，看不见而又遥不可及！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一个怪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一个“怪胎中的怪胎”。一个国家的好坏或者优劣，不是什么“主义”所能定义的，也不是所谓“主义”所决定的。决定国家先进落后、社会优劣的，是文化加制度，是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性特点、又超越社会发展、高出人性特点的文化和制度。只有制度和文化的先进性，才有社会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而中国，不仅没有建立起一套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制度，甚至，在美国文化的进攻和买办的迎合的双重作用下（依现实看，主动迎合的力量比进攻的力量还要强大，亡国恐怕也是迟早的事），连5000年中华文化也丢得差不多了。

分辨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甚至好坏优劣或许不是很难，现在许多民众都有了切身的直接感受和体会，但是，一个畸形的社会为什么会在人民“无比的快乐中”形成并还顽固地存在，却让不少中立学者也感到“迷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