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讲《史记》：因道成德 汉祖刘邦 （十三）

原文：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1）。

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2）。

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3）。

解：

秦二世的三年，原来被项梁置于盱台的楚怀王，因为新楚兵败，因为项梁被杀，所以在恐惧和其它原因的推动下，自己作主，把彭城立为新的楚王城，并把原来盱台的大部分事物器件及百姓，都迁往了新都。

迁都之事完成之后的新楚王的第一个政令，就是除了项羽和吕臣的原来的兵权而收归自己一统；兼令现驻军在砀的沛公为砀郡长，赐封为武安侯爵，并为砀郡现有新楚军的司令。

在封令刘邦的同时，也赐封被夺兵权的项羽，为长安侯爵，并加尊号鲁公；令吕臣为新楚朝官之长大司徒，令吕臣之父吕青为彭城行政长官。

注：

（1）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这个自然段，大王做了几处标点改变，并重分此自然段为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主意为讲新楚“迁都”，这是一个项梁战死后新楚最高领导层的一个重大事变或者说是”政变“，原来基本上我们可以把他看做是个项梁的政治傀儡的只有虚名的“怀王”，因原新楚真主项梁之战死，而摇身一变成为新楚主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已经沦落为放牛娃或者牧羊人的原楚王裔，其实也是个不甘人下的“主儿（京音，不要分开念成“主、儿”，象很多人把“老”卷舌音之“老儿”，念成“老、儿”之笑话）”，所以虽然这一小段讲的事情是迁都，但是我们应该可以从其中获知很多史记没写的东西，起码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虽然怀王只是项梁的傀儡，但是其实在项梁没死之前，这个人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建立一个自己的势力圈子。他原来就是一个有“主意”的人，也已经初步建立、拥有了自己的势力圈，所以才能有此后的一系列决断并保证其得到贯彻施行。我们在此可以这样认为，刘邦，虽然原以项梁为主，但是就在其时，他就已经与楚怀王建立了政治关系，是已经被怀王认定是“自己人”的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才会看到------。

（2）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怀王借此之机，夺了原来的项梁之兵，此“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之意也，但是因为他与刘邦应该已经是同盟，所以新楚兵权到此两分，一部怀王自掌，一部刘邦为长，实际上我们就可以这样看新楚军，怀王自为主将，而刘邦为副将或者次将。刘邦在这次“政变”中，确立了自己在新楚的地位：有政权，为砀郡长；有爵封，为武安侯爵；有兵权，将砀郡兵。也正是因为整个这一小段，讲的是兵权问题，所以它在本自然段中，就应该是一个单段大句，重点在讲，此前、此时的刘邦，不但得到了项梁信任和重任，而且就怀王而言，不论他的身份是放牛的百姓还是楚王后人，刘邦，都得到了他的信任，甚至可以说，可以为之视为“亲信”，这样就和其笔下项羽让人人怕，让人人顾忌，形成水火一般的对比。

（3）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相比之下，项羽是被双夺一与，实皆被夺，仅得一虚名之封：长安侯爵，并可号鲁公（感觉此名之实，类于“国政大参议”）。而被夺了兵权的吕臣，得到了双份的政权补偿：本人为司徒（本为佐王三公之一，因为没有其它两司，所以其位同相），其父为彭城令尹（这可是个实权呀）。这就是新楚二次西征之后的本部力量的调整，连续地看，则是继项梁把仁厚长者刘邦和项羽编组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编组说明的是就是项梁，对项羽的人性残暴，也是有清醒认识的），然后就是怀王夺其兵权，夺吕臣的兵权只是个影子，让项羽没话说，所以对吕才有双补偿。为什么？是因为项羽不能战嘛？执兵之权而无其能嘛？都不是，一是怀王要排斥原来项梁的势力，建立自己的真新楚，二说明了一个问题，项羽这个人，不论是亲人还是外人，人人对他都有虎狼之顾忌。就第三次西征而论本自然段，则它是涉及了刘邦事迹的一个义军分支的内部力量变化的说明，是三次西征前的“局面性铺垫”，就如乐团正式演奏之前的各人各部试音，后面的史记文章就进入了三征灭秦大乐之序曲：诸侯救赵。因为今天的讲，准备借地儿说点别的（也并非完全与此无关），所以实际今天这一段的讲，就写到了注里。

讲：

上一讲，大王讲说刘邦是顺大势而成者，说项羽是逆大势而败者，所以在此就有必要，讲讲大王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大势变化的认识。

就从马氏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说起吧（因为马氏的历史哲学的具体的社会运动一般观点，我还是存有疑问的），马氏有一个著名的社会运动一般规律的原则说明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这个原则，我是认可的，但是这个认可却不是完全得自对马氏哲学的肯定，而是源于试图对它的否定，为此我和马氏一般，用了十年前后的时间，重走了一遍“哲学”之路，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遍览百科群书，重新抽象一般规律，重新抽象社会运动一般规律，结果是没有否定的了马氏哲学观点，所以就我个人而言，这个否定的过程，其实却是一个肯定的过程。

既然哲学的原理并没有问题，那么做为一个哲学者，就应该运用它于历史，现实，未来认识（现在中国教育几乎就是西式的移植，不但好的移了来，坏的错的也移了来，并因复杂的原因搞昏了很多人的头脑。好的不说了，坏的比如大学的哲学系，就是一个伪科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今天的大学的哲学系，其名正称应该叫哲学学系，哲学学的研究对象主体是哲学家和哲学理论，因此哲学学者的主要表现是科学地研究哲学家或者哲学理论，比如说说起康德，说起尼采，说起马氏，他可以说得出其人的某个观点，源自何处，与何交汇，甚至可以说出这个观点，出自其什么著作的某页某行，所以哲学学，本质是科学的一个分支，个别的大学，到是可以有哲学学系，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哲学学和其学者，并不是社会众务共需，所以大多数的大学有这样的学系，就非常的不理性。而哲学的研究对象主体是历史，现实，通过对自然、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揭示，通过对现实现象的分析对比与综合等等方法，完成对自然、社会未来发展最一般的可能性的理论建设，预见自然运动社会运动未来将会遭遇的最一般问题，并提出和为之解决准备方法。也就是说哲学，本质是现实的，未来的学问，而哲学学，其本质则是理论的，历史的学问----就说这些吧，也已经感觉说的过多了，因为它应该是一篇专文的内容）。

所以自认为自己是个哲学者的我，也和历史上其它的哲学者哲学家们一样，要用自己所掌握的一般规律认识，来认识历史和现实及未来，理论性地认识自己和宇宙｛比如庄子就有个说法，所谓年有“大年小年”，那么大王在此就套用这个说法这样看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今所谓年为小年，又知道其细分的四季现象是地球环练太阳运动的椭圆轨道的结果，那么我们是不是根据这样一个认识得出一个这样的推论？就是地球现象，除了今天我们熟悉的小年四季现象，还有一个大年四季现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太阳系也是在一个“椭圆？”的轨道上环绕着银河系能量中心做运动。我们地球的冰川期，是不是就是“银河年大四季”的冬季现象期？目前人类面临的地球气温上升的原因，除了人为因素之外，是不是主要地还是和银河系大四季之春或者夏现象有关？如果当代或者未来社会的主要管理者们认为这种理论（现在只能说它是一种基干想法，要成为理论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是一种疯狂，那么他们所领导的人类世界的科技发展的主流，是不是就要为未来人类可能要面对一个、和银河之冬（冰川期）一般残酷的银河之夏（其时人类要有足够的能源来保障生活、发展环境的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制冷”）开始做准备？我觉得太阳能技术的发展，核聚变技术的突破，特别是前者，或者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主要科技发展方向｝。

对自己很不满，因为说说就跑题，而且一跑就跑到了银河系。

前面讲了讲自以为是个哲学者的我，对于地球未来运动的可能性的哲学性思考，主要的意思还是要用它来为我下面做的历史回顾，也就是中国社会运动的大势、大关节认识说明，做个引子。

我认为，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开始于舜帝之时，其标志就是皋陶制法，舜帝用之---所谓“上下五千年”，在我理解，也就是德道德器两全文明的历史：不但有形而上之德道，而且形而下的德器也已经被制度文明了，以礼制度和法制度文明治理社会国家的文明政治形态基本建立。

而在这个时期，在舜帝始夏启终的、原始部落联盟体制到封建专制体制的社会政治模式的政治革命的背后，如果我们细看，有一个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大革命是先期发生了的，作为历史事件，其标志就是大禹治水的成功。农业的发展已经足以支持大规模的非生产性社会活动，自然科学也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主要的标志就是完成了水性，地性等自然事物运动规律性的真理性认识。工程科学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不然也一样解释不了大禹治水的成功现象。

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社会的第一次政治革命夏王朝封建制度的建立，是在文化革命，科学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的三大社会革命性进步的推动下，实现的----也就是说，夏启之建立夏王朝，是个大势力所趋，“封建专制”国家消灭原始部落“联盟民主”体制，也是一个大势所趋，而这个顺势之建，结束了“十日并升，民生涂炭”的原始总盟管理松散合合分分的政治因素，带来的是二千年左右的华夏社会基本平安和民族相对大发展。

而第二次政治大革命（所谓之大，是相对王朝更替而国家政治制度核心不变的小而言的），就是残留着很多原始部落联盟（松散一统）政治因素的封建专制（半松散）制度，被不松散的帝王专制制度代替，从此中国社会政治管理的行政模式，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样的，中央、省、市、县、乡的级差模式---而秦帝国，就不自觉地“被”完成了这个社会政治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的被完成且没有及时觉悟，所以它就必然要被速亡。

而在这次社会政治大革命的前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文化和科学技术，一样是发生了一次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就是著有《德道》经的孔子之师老子，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标志现象，是哲学、科学权的下移和解放，原来被掌握或者说被垄断在贵族手中的文化权力、文化精髓，在这次大革命中，被普及、成功移植到了社会中层甚至下层---至于发展到后期，就象刘邦这样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也可以通过私学，了解政治哲学，掌握政治科学（人群管理的学问、社会治理的学术学习权力，到了这个时期，已经不是特殊阶级的特权）。

而东周后期中国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虽然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但是主体却可以看做是对一种动物的认识普及和大量使用----它就是马。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中，夏商周三朝的最神圣的祭祀品，是纯色的牛。马的尊贵，是三代社会发展后期才确立的。等到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封国强不强富不富，是可以以马匹及车辆的拥有数量为指标的。

而孔子普及科学技术的教育工作的一个重心，就有六艺之御：认识马和车的属性，以便更好地用它利益自己、社会和国家：在孔子之时，这门车老板子的学问，还是门大科学大技术，学习好了，可以凭这本事去做公务员、高级公务员。等到战国后期，由于孔子的徒子徒孙的大力普教，这门技术已经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技术，成为当时可能的最重要的生产力硬指标----马与车从国家战略物资在此期间，应该在不战之时，完成了或者部分完成了向经济力的综合力器的重大功能转变。

同时马的使用，客观地使“天下”，从空间到时间的意义上，都小了一大圈：修好了路，天下虽大，已可一家而治之----这就是马和车给中国政治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因此“马力”，就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核心概念。

秦治之变汉治之承的必然大势，是老子孔子代表文化大革命之势，科技社会普及大革命之势，马与车的大量政治、经济应用之物器大革命之势，东周封建国家彼此战乱不能自止之制度必然灭亡之大势的综合之势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生产力进步，经济基础革命性发展的结果，但是秦帝却只把它看做是自己的暴力结果，还要凭着这暴力，进而展开自己的疯狂，它又怎么会不速亡？

而项羽对秦所以亡的根本原因，没有任何理性的认识，在他的政治观念中，还是那个东周的旧模式，所以进了关，以天下主人自期的刘邦，保民保物，而项羽却表现为大抢大烧，硬把原来秦地人力物力，变成了和他做对的刘邦的根据力，战场对杀，没有私仇，但是你杀降秦兵二十万，不是同时就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变成了自己的死敌？把原秦之力，就这样变成了刘邦与他为敌的强力。

为什么楚要反秦？为什么会有楚虽然三户，亡秦必楚？项羽完全没有历史考虑！为什么原来赵地反秦，在反秦的地方力量中，是最坚毅的？难道这和秦赵长平之战，没有关系吗？那四十万赵人的后人，每个都是秦的死敌，公仇私恨，新仇旧恨叠加，项羽也视现实而不见。

感觉写的有些乱，讲的也太长，总结下：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世界的最一般认识，和马氏哲学并没有不同，或者说“易之变化”是万物同理，或者说世界是“运动”的，概念并没什么不同，而只是名字不同罢了。那么做为一个哲学者，而不是哲学学者，在认识世界的时候，面对历史、现实、未来的思考，就必然要围绕着这个变化、运动的万物一般性来进行和展开，并因此而特别关注的是运动的“最一般动力”问题和“最一般动机（运动机制）问题。

具体比如说哲学性认识历史运动，认识人类社会管理的发展变化的运动史，就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最一般动力革命的问题。比如说在相同的农耕社会条件下，人力农耕、牛力农耕，马力农耕，必然表现为与动力变化相适应的时间空间的巨大差异，人力为最社会活动最一般活动动力的时候，周的井田制度是不能与之相宜配套的；而马力已经成为社会社会活动最一般活动动力的时候，与牛力相宜的周的井田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及建设在其上的政治制度），也必然要崩溃。

所以就我的观点看，现在历史教育中的移来西方历史观，就其方法而论，就存在着问题：青铜和铁的使用，不是社会制度大革命的决定物，因此它也不能成为人类历史划代的标志物。

动力大革命，才是动机（种种社会机制）大革命的决定力，简单列个公式吧：运动=动力+机制；经济运动=经济核心动力+社会经济机制。

所以周制度为秦制度所替代，是个运动大势的必然，社会运动的核心动力已经发生了大革命，社会活动的政经机制，必然也要与之配套。

因此就我所见，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正生活在一个核心动力大革命的前期，也就是说，因为人类世界的核心动力已经发生了大革命，所以在未来，人类世界的政经制度，要有一个大革命与之配套，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论是文开江，还是武开江，既然春天已经来了，那么江，是一定要开的。

说的远了吗？读懂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我所讲的这些，都和刘邦项羽之史记，是相关且不远的思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