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中国的各级政府热衷起了搞形象工程。并且风生水起一浪高过一浪，广场一个比一个大，有不少地方的广场已经超过了天安门广场的规模；钢筋水泥的楼房一个比一个高，都在力争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高楼；道路修得越来越排场，从四车道到六车道到十车道……再加上两边的绿化，真是气派极了；……

      原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说法，要改成“为官一任，折腾一方”比较合适。

     不要说省会城市，就是很多乡镇也有自己的广场，尽管那样的广场更多的是猫狗们随地大小便的乐园，但毕竟是圈了一片地，弄了个看得见的东西，也好向上级交待啊。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说得好：“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健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

      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忠任阜阳地委书记时，提出了一个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王常拿阜阳跟上海比，他常对下属们说，阜阳是中国第一大市，人口1220万，比上海还多20万，“我这个市委书记，丝毫不比上海市委书记弱嘛”。与“大都币”计划相匹配的，是“大机场”计划。阜阳的飞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据统计，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一共为920人次，一个多星期才有一架飞机起落，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由于客源严重不足，在勉强营运了1年后，飞机场被迫关闭，成了野鸟们的乐园。

     当时毫州以产黄牛著称。王突发奇想，要将毫州币“塑造成闻名全国的黄牛金三角”，提出要使农民们“赶着黄牛奔小康”。王怀忠和他的下属们用了半年的时间筹备开一个全国性的黄牛工作会议。临开会前夕，王怀忠下令，要村民们几天之内在公路两旁搭建很多牛棚，每户村民必须牵一头牛到指定的牛棚里，以供上级的领导们前来参观。很多村民自家没有牛，只好花钱从别处租来，租金是一天一头牛10块钱。据说当时每户村民搭建牛棚、租借黄牛的花费，平均在数十块以上，而当时这些村民一年的收入，不过一两百块钱。

      王怀忠不过是中国众多官员中的一个缩影，有哪位官员敢当着老百姓的面拍着胸脯说自己没有高过形象工程？ 

     看看历史，这样的做法决不是我们一些人民公仆的发明创造。从秦始皇的阿房宫，到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不都是很好的榜样吗？那时候，人民生活在最底层，毫无权利可言，在某种程度上还说得过去。

      然而，我们已经不再是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我们号称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人民，在拿着人民的钱营造自己升迁通途时，得到人民的同意了吗？

       从何时起我们的形象工程四面开花的呢？尽管久已有之，但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期变得严重起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我们这样一个上行下效特点极为突出的国家，中央政府以及高层领导人的喜好，直接决定着政治的走向。

       因此，作为居于庙堂之上的领导人，更要在这些问题上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