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薏怠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表了一篇文章《可贵的中国企业家》。茅先生在感叹了“改革前的一百六十年不是外国人欺侮，就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外国人欺侮不欺侮我们，我们做不了主，但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却完全是不必要的”和“中国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这三千多年中，安安稳稳的年代不多”之后，高调颂扬了“改革后25年的太平年代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十分珍贵”。笔锋一转，茅先生自问自答，“为什么要回顾这些故事？因为我们有些人还不懂得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或者对内斗缺乏警惕性，自觉不自觉地正在走上内斗的道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最后，茅先生又说，“企业家办事，原则是利人利己。如果他们赚了许多钱，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一定同样赚了许多钱。为什么企业家可贵，原因就在此。”

　　茅于轼最近成为“红人”，缘于前一段时间他掀起了一场争论“要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做事”。这个观点之所以反响强烈，原因就在社会上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背景下，茅先生却提出了“保护富人”，一下子成了刺激。那时，我也很关心这场争论，但是我并未卷入其中，因为我就想到这注定是一场有头无尾的讨论。然而，就在我为“保护富人”烟雾朦胧之际，又看到了他的《可贵的中国企业家》，就忍不住要说几句。

　　茅先生是中国经济学权威，有些理论头头是道，又很有社会根据。但是这次，我不明白，怎么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大半的时刻，还提什么“可贵的中国企业家”？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企业家办事，原则是利人利己。如果他们赚了许多钱，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一定同样赚了许多钱”这句。明摆着，再好的一个中国企业，老板挣的是大头，而员工只能叫“打工者”。即便如此，有的也朝不保夕。

　　企业家，作为一个词汇在中国登上历史舞台，具体的说是在1980年代。当改革在农村取得成功后，城市改革就提上了日程。而城市改革，又首先改革主要改革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为了使那时的厂长、经理们振奋精神，积极参与到这场改革中去，对他们寄予了厚望的政府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上了“优秀企业家”。那时，只要翻开报纸、杂志，或者打开电视、收音机，就能看到或听到“企业家”三个字。后来，农村又兴起了乡镇企业，大大小小的厂长、经理们也成了企业家。再后来，个体、私营企业大发展，个体、私营老板也挤进了企业家的队伍。于是，一个奇观出来了，那就是中国遍地都是企业家。殊不知，企业家遍地，泥沙俱下，恰恰反映了我们根本没有企业家。

　　首先，企业家在中国究竟怎么定义，至今还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甚至，几乎一个经济学家一个观点。所以，我相当不赞成茅先生“我们有些人还不懂得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或者对内斗缺乏警惕性，自觉不自觉地正在走上内斗的道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的说法。什么叫内斗？有文斗有武斗。不分青红皂白的武斗，当然不能提倡。但是文斗，举个例子说茅先生这样的经济学权威跟别的经济学权威产生了争鸣，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大拍桌子，就应该提倡。因为，这样的内斗，体现了“其争也君子”。否则，光听茅先生等一面之词，立法和执法都“保护富人”，才是危险的。

　　中国经济界缺乏茅先生所说的那种“内斗”，终于形成了今天一个“企业家”囊括了所有厂长、经理的混乱局面。分不清谁是企业家，谁不是企业家，实在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悲哀。

　　改革这么多年，企业家头衔用到现在，只不过就是泛泛的一句话而已。既然它适合所有企业，当然就空洞，大而无当。事实上，中国的带着“企业家”帽子的人，无非就以下三种人：

　　一是官员。中国的企业，具体的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从一开始就是企业领导任命制。即使不被组织部管，也被人事部（厅、局、处、科、股）管。既然权力来自任命，当得上企业家当不上企业家的命根子当然就在别的官员的手中，也就势必把很大精力放在如何当官上。很难想象，一个疲劳奔波，正忙于市场的企业家，后面已经研究撤换他（她）了，他（她）却还有心思忙活企业的事。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个问题已经缓解。

　　二是大款、小款。凭借钱多还是钱少一把尺子，就把他们截然分开来。钱多的，是大款。钱少的，是小款。这两类企业家，一般生存在非公有制企业。但是无论生存在哪里，绝大多数都有一股暴发后找不着北的样子。

　　三是亦官亦商的人。随着改革的深入，官员即企业家，企业家也是官员的局面有所改变了。但是，到了今天，即便像大庆油田那样的中国第一纳税企业的老总，也是有官级的，而非纯粹企业家。在当地，经常可以听到对他省长级还是部长级的议论。

　　呜呼！中国没有企业家，经济学家却欢呼“可贵的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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