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作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学界对此大体有共识。“十二五”规划重申了这一判断。

这样一个判断，需要有具体数据的支持。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最终消费率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的62.1%到1992年的62.4%，都在60%以上。1993年到1998年在58-59%之间徘徊。1999年又重新上升到60%以上，2000年和2001年分别为62.3%和61.4%。但是，从2002年始一直是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59.6%，2003年降到56.8%，2004年到54.3%，2005年为51.8%，2006年落到50%以下，到49.9%，2007年为49%；2008年为48.6%，2009年降到47.7%。

与消费率下降形成对比的是投资率的持续上升。2000年为35.3%，2002年和2003年分别上升了一个多点，达到37.9%。到2003年一下升了3个多点，达到41%。2004年达到43.2%。然后3年的时间在42-43%之间徘徊。到2008年达到43.5%，2009年上升到48%的新高。

消费和投资这样一种比例关系，从经济的客观进程看是难以持续的。如果不做调整或调整不够，经济难有长远的发展。有的人仅仅把提高消费率理解为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或者仅仅试图从调节收入的技术层面上进行调整，这一视野是狭窄的、非战略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更突出的问题是，消费与投资的协调性问题，仍然可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问题，二是利益问题。本文先讲认识问题，后续文章再讲利益问题。

    需要从三个方面看待消费与投资的协调问题。

第一，投资、消费作为需求结构的质，缺一不可，这是社会再生产实现的基本条件。

没有投资，就没有扩大再生产；没有消费，投资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而且也失去了生产者的再生产。从理论上说，社会再生产的实现，要求合理分配社会再生产的最终产品，要求最终产品在物质形态上有合理的结构。由于最终产品按国民核算支出法一般由资本形成、最终消费和净出口三部分构成，所以这三方面缺一不可。从重要性来说，投资是为了消费，以消费为基础。居民的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如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经济就不可能有长期的支撑。单纯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些道理虽是老生常谈，但在今天投资取向的背景下有重复的必要。

第二，需求结构的投资、消费、出口必须保持合理的数量关系，这是经济可持续的条件。

投资与消费，是需求结构内部的关系。这一结构的投资、消费、出口三者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数量关系。如果投资率过高，投资规模超过经济剩余能力，生产的产品供给大于市场需求，则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经济难以持续。中国2006年出现的钢产量过剩1亿吨而不得不停止钢铁投入则属这种情形。世界长期的平均消费率和投资率的相对比例关系说明，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这种内在的制约关系。出口作为一种外部消费，虽然有助于投资与消费的某种平衡，但这种国际性的平衡是有条件的。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冲击已经说明这一点。

所以，尽管处于转型中的国家，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有某种历史性，但这种合理性要求依然客观存在。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投资和消费的比率会呈现阶段性变化。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投资，同时，基础设施也需要大量投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如波特所说，存在一个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有其客观性。但是，这一投资率仍有一个限制：投资规模决定于经济剩余能力，并且与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余缺有关。投资规模如果超过了经济剩余能力，将不可持续。即使从资源的角度看，投资率长期偏高会大量消耗资源，加剧资源和运输供求关系的紧张，增大通货膨胀压力，使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数据表明，几次通货膨胀都与投资增长过快密切相关。目前的通货膨胀预期压力的增大，不能说与长期的高投资无关。

第三，从经济本质看，消费与投资的协调是要使经济有效增长。所以，投资或消费合理性的另一分析视角是要素结构，它关系到经济是不是效率型的增长，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克鲁格曼对上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的批评和预见，就是从这一角度进行的。他认为，1985年至1996年泰国GDP年均增长8.5%，主要是廉价劳动力和外国资本高投入的结果，不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如果东亚国家不能在劳动力和教育方面有更多的投资，其增长曲线必然下降。后来东南亚经济危机呈现成长性的衰退，说明了要素结构的重要，说明了效率直接制约着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可行性。

效率的情形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确定。要素结构的重要是强调技术进步的贡献和效率提高的重要。如果没有生产率的提高，投资多反而带来效益的下降。根据这一标准，我国高技术产值在GDP中的比重2002年为12.5% 到2008年也只为18.6% ，不足20%。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2年为3.1%，2008年也才4.5%。高技术产业的税利水平2002年为7.7% ，2008年才7.1% 。在这种结构下，粗放式的投资驱动会是怎样的结局？我们不需要从危机预防的角度思考一下吗？

所以，从战略眼光看，不协调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经济发展就不能持续。需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高度来认识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