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章，根据发展模式差异，我们将资本主义分为两大发展阶段：“家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在本章，根据已经发生的及将要发生的重大变革，同样可将社会主义区分为两大发展阶段即：“国家社会主义”与“家庭社会主义”。

无须讳言，社会主义这一轨迹点的诞生，有赖于前苏联的率先示范。第一章坐标图上所标示的第五步轨迹点，就是指由列宁和斯大林创立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然而世事蹉跎，变幻万千。不管何因，苏联已于20世纪末叶宣告解体，中断了社会主义实践。鉴于前苏联缺少改革变轨的经历，如同一幅未画完的图画，一个未完成的工程，其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都是不完整的。这种情形下，总结国家社会主义阶段的经验教训，诚然还是应以前苏联为主；而改革以后就只能以中国为主了。也就意味着，迄今为止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实践，客观上汇集于中华大地。为此，本章选择以中国为蓝本，阐述社会主义这两个轨迹点的不同特征及历史意义。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日呈腐朽没落之像，渐渐丧失了履行国家职责的能力。中华民族承受着帝国主义与专制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双重压榨，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内忧外患的阴霾笼罩着华厦大地！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无数仁人志士八方探索，前赴后继，杀身成仁，舍身求义，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其中最杰出代表，便是孙中山领导的“三民主义”运动。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唤醒我们苦弟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苦苦寻求解放之路的中国倍感欢欣鼓舞，如同在黑暗中见到了一丝黎明的曙光。马克思主义是主张造反有理的思想武器，饱受双重压迫的中华民众有着变革图强的炽烈愿望，二者一拍即合，恰如干柴碰到火种，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兼之毗邻的俄罗斯与中国国情有所相似，而马克思提出的远景目标又与中国人的传统认知隐隐暗合，这就使其理论更容易得到认同，也更加坚定了参与者的必胜信念。于是，一大批精英志士倾注了满腔热血和无限忠诚，无怨无悔地身体力行，使中国的历史轨迹发生了跳跃式变化。一个多世纪的乱世纷呈、血雨腥风、恩怨是非，终天在1949年10月取得了足堪告慰的阶段性成果，饱经沧桑的中国再次争得了独立和基本统一！

然而，如何解读中国近代发生重大变革运动的根本原因？如何理解“苏联模式”在历史坐标上所处的位置？建国以后的富民强国之路怎样走？等等一系列理论及政策问题都摆在新中国面前，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深化认识。或许是由于运动的惯性过于强劲，或许是因为处于朦胧亢奋状态下的新中国还来不及冷静思索，便迫不急待地吹响了向着另一个极点进军的号角。但是，社会之“道”不仅是一时热血沸腾的产物，它深深根植于平淡而琐碎的家庭生活土壤之中。是的，前进路上尚有许多曲折和挑战将要考验中华民族的智慧！历史动机在实现过程中又一次显示出它的高深莫测！

下面就来试着解答有关问题。

国家社会主义的偏轨特征

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共产党提出的政策符合大多数人意愿，从而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实现了国家基本统一，解除了中国人民肩上的重轭。这一成果着实来之不易！

历经百年忧患的四万万同胞终于盼来了一个休养生息、专心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华厦笙歌，普天同庆。

在农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和耕牛，千百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困扰农业健康发展的两极分化顽疾得到有效遏制。广大农民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经济上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资源，正是重新起步实现发家致富的上佳时机。一时间，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千家万户齐上阵，插秧种豆忙碌碌，神州大地一派好春光！通过举国上下一致努力，仅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农村经济就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对城市经济建设和稳定物价起到了较好的支撑作用。

在城市经济领域，随着官僚资本收归功国有，不但增加了国家调控经济的实力，也使社会整体利益拥有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战乱平息，结束了国家四分五裂的动荡局面，政令畅通无阻，正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富民强国的难得时机。现在回头看，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但毕竟允许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小商小贩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遵循公平竞争法则，所以有相当活跃的商品流通和金融市场，初步构建起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喜人局面。另一方面，也逐渐取得了宏观驾驭和调控市场的初步经验，如上海解放初期，为了稳定经济，由上海市政府出面平抑物价、反击商家囤积居奇的斗争便是很好例子。

总而言之，由于“一五”时期政策既承认家庭的合理个性权益，又重视控制两极分化，兼顾社会公平，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开局。所以收效也很明显，不仅内战创伤得到了迅速恢复，而且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实现工业机械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或许有人会想，假若按照建国初期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政策继续坚持10年、20年，那么用不着怀疑，中国的经济状况必定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当中国人民沉浸在初步成功和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兴奋之余，历史曲折性却在悄悄地滋生漫延开来。由于理论指导上的偏激性，也是由于苏联模式的先入性影响，使得国家社会主义阶段的实践始终存在“左倾”盲目性，对本来符合历史动机的政策非但不善视珍惜，反而当作权宜之计，形势稍微好转便弃之如蔽履

这种左倾盲目性表现为，机械地理解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有关问题，陶醉于依靠国家权力人为“制造”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较好经济成绩，又刺激助长了左倾冒进情绪的发酵膨胀。1956年在全国匆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便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的老套路，并且试图超越“苏联老大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随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步伐逐渐加大，随着社会主义轨迹朝着社会整体利益的极端方向不断推进，偏离实际的程度也就越来越严重。于是乎，正在恢复和发育的市场活动嘎然窒息，个性权益受到严重压抑，人们的参与热忱骤降，工作效能低下，致使随后至少有一代人都不得不面临物资匮乏、营养不良的生活难关。

从大历史角度审视，共产主义蓝图无非是一种怀古情结的产物，偏差或错讹在所难免。问题是，届时的领航者却未勘破这一点，而是将其当作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种左倾实践反映在轨迹图上，就表现为再次与历史动机擦肩而过，形成了与家庭资本主义隔岸相对的第五步轨迹点。根据第五步轨迹点的坐标位置，根据届时起主导作用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及配套制度，可将其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或“原始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模式，主要表现为集权性质的终身制，斯大林、铁托、胡志明、毛泽东等都是终身执政。最极端例子要数朝鲜，不仅是终身制，而且至今尚在编撰父子传承三代执政的世袭神话。

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个基本特征是：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性扩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的数量和规模。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75年最高峰时，全国在公有制经济部门就业人员的比重达到了99.9%，而从事其它就业形式的人数仅占0.1%不足。这就意味着，客观上封杀了其它经济形式的生存空间，断绝了人们发家致富的念想。

国家社会主义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分配上刮“共产风”，吃“大锅饭”，否定家庭经济制度长期存在的客观性。这种左倾轨迹，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达到了顶峰。在全国推行“食堂化”运动中，千家万户炊烟绝迹，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元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和严重冲击；家庭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调剂丰歉余缺的重要经济职能，非但得不到应有承认，反而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左一刀右一刀割得鲜血淋漓，肢残体缺。回顾上一世纪60年代发生的那一场全国性大饥荒，天灾耶？人祸耶？毫无疑问，气候异常、自然灾害只是外因，内因则是所推行的政策严重脱离了社会实际。根据长者描述，爆发大饥荒的前一年，即1958年，全国农业获得了罕见大丰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人都在热火朝天“大炼钢铁”，根本不在意收割及耕种，致使许多粮食白白烂掉地里。如此暴殄天物，岂能不闹饥荒！在紧随其后的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左倾轨迹得到一定程度矫正，供给制食堂下马，农民有了少量“自留地”，流通渠道又启开一扇门缝，家庭经济职能及个性权益得到部分承认。随着家庭经济元气有所恢复，国民经济活力也随之有所复苏。然而鉴于“左”的迷茫并未得到彻底清理，一切有利于家庭经济发展的举措，依然被当作一种过渡政策，不得已勉强为之。

国家社会主义第三个基本特征是：计划手段作为唯一调控管理手段发挥作用。国家有关部门通过编制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对企业生产经营实施全过程跟踪管理、监督和考核。生产资料按照计划实行统筹生产和分配，不通过市场调节，也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生活资料虽然保留着商品外壳，但同样严格实行计划生产和计划供应，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的用武之地。

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兼之平均分配和指令性计划手段的僵化管理、大包大揽，不仅导致经济活动效益低下，而且使国家有关部门的职能空前强化，承担着互相重叠且庞杂无比的业务性工作。

在经济领域，国家，首先是生产资料掌控者；其次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再次又是经营过程的监督者；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经济职能，便是生产经营结果（盈亏）的总负责者。假若撇开数量上、规模上的差异，那么在这一阶段生产活动中，国家扮演的角色与家庭资本主义时期的家庭角色颇为类似，资本所有权职能与产权职能高度重合为一，政府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家长”。

在国家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活动中，企业也搞核算，但出现亏损由国库冲销，至多是写个检查就过关了事；企业盈利则全部上缴国库，通常给予表彰嘉奖之类的精神鼓励。这种治理规则下，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责、权、利边界模糊不清，也无法具体落实，整个国有制企业作为一个超级托拉斯，吃的是一锅饭菜。

平心而论，与糟糕之极的农村经济相比，工业领域情况要好许多。规模经营与计划经济，本来就具有适应社会大生产的某些优点。在“先生产后生活”，“低薪水高积累”等政策贯穿下，全国人民勒紧腰带，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先后建设了一大批重点项目，与四分五裂、孱弱落后的旧中国相对比，的确取得了较大发展和进步。但是，由于排斥市场竞争和等价交换规律，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强调计划就是法律等，严重压抑了家庭细胞活力，致使经济大起大落，反反复复，滚动发展能力差。基础性摊子是铺开一大批，然而产品质量粗劣，效率低下，长期不能实现升级换代。尤其是在生活资料领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只能凭票证供应，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的日常需要。

在农村推行“公社化”实践中，遇到的抵触和阻力更大。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头几年，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强制推行“一平二调”（由各级政府出面统筹协调，对各集体所属的生产资料、产品及劳动力实行无偿调拨；生活品实行平均分配）等经济政策，更是与广大农民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 鉴于“一平二调”政策完全漠视了家庭经济制度所要求的个性空间和等价交换原则，严重挫伤了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某些地区甚至出现倒退。随后不得不进行某些改正，即将原来的“一平二调”改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模式。具体操作，就是以生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集体组织耕作和经营，社员按出勤记工分，按家庭人口分配基本口粮。现在回头看，上述这些政策变化，虽然大大缩小了生产资料支配权和生活用品分配权的“共产”边界，但责、权、利仍未落实到家庭这一终级主体肩上，故而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是不能激发出来。在生产队运作模式下，社员无精打采“磨洋工”，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生产效率低得可怜，一个壮劳力出工一天只挣几角钱甚至是几分钱。即便在某些水利条件较好的村镇，也多上演“夏秋两季交公粮、卖余粮，来春再吃返销粮”的闹剧。

具有鲜明对照意义的是，在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的少量“自留地”里，农民却倾注了极大热忱，精心安排，深耕细作，除草施肥，颗粒归仓。千万不可轻看这“一分自留地里的积极性”，它不单是解决了农民一家人的蔬菜自给，还为市场提供一定数量的商品菜，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有的还生产粮食，用来弥补所分口粮之不足，为农民家庭解决了天大困难。

综上所述，国家社会主义——即依靠政权强制推行的以公有制、计划管理和平均分配为蓝本的一种国体模式。或曰：试图否定家庭经济制度的一种偏轨实践。

就主观意愿而言，届时的领航者固然是希望通过规模经营和计划管理，彻底解决数千年来困扰社会健康发展的两极分化顽症，引领民众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然而，由于认识偏激，路子没选对，致使共同富裕不见踪影，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在普遍贫穷与温饱线之间挣扎度日。曾几何时，不知有多少专家学者将生产力公式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有几多人以历史规律的掌握者自诩，经济却搞得一塌糊涂，连民众的基本需要都解决不好。横向对比，“二战”后选择市场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推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普遍欠佳，民贫国弱，形成强烈反差。总之，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创建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天国中尚且有撒旦的身影。人类社会并非天国，岂能按照天国标准来设计和治理？纯而又纯的乌托邦设计空想成分偏多，不符合辩证法，因而不可能大规模实现。

大千世界，百花纷呈，人们的信仰可以各自不同，也应当有自由选择权。但是，多样性不等于固步自封，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若是长期跟不上时代步伐，就不单是人民大众受穷，更免不了处于落后挨打、受人欺凌蹂躏的尴尬局面。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历史现象，也是民族矛盾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制性作用。在国际关系中，即使是人类理性进化到了一个更高级阶段，这种弱肉强食的法则也难以根本改观。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大凡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必须具备崇高的威望，巨大的魄力，以及深邃的洞察力等等。试想，在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在知识和信息大爆炸的高速发展阶段，如果改革再晚一代人起步，那么毫无疑问，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就会拉得更大，又岂能有今日的强国富民之盼望。

早在1979年改革刚刚起步时，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又多次阐述了相同主张。为了淡化人们对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顾虑，邓又以特有的政治智慧明确断言：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即便是如此，由于人们观念僵化、墨守成规，在改革全面铺开的第一个时段中，仍然是怀疑不少，争议不少，阻力不小。直到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谈话中再次肯定了坚持改革的必要性，并且在江泽民建议下，将市场经济内容载入党的“十四大”报告，改革开放才逐渐驶入快车道，国民经济也随之迎来了持续发展的黄金周期。

中国经济改革的曲折经历，说明了僵化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上的禁锢力有多么可怕！假若当时换一个人提出类似的改革主张，非但不能成事，反而会招惹一场“走资本主义道路、崇洋媚外”的大批判。所以我们由衷地感慨：中华民族有个邓小平是幸运的！不畏强权，不唯书本，勇于创新，这正是华厦民族精魂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得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人文根基！

针对中国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经济基础参差不齐，地区之间差异巨大。这就决定了中国改革及富民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邓小平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晚年复出后，一边紧锣密鼓抓经济改革，一边又审时度势谋定过渡性政治安排，并将接力棒提前交托于新一代班子手中，为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替起到了很好的表率示范。单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也是幸运的。在安定和谐环境下齐心协力闯关，这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基本保障，也是走向更大成功的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