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片断：

记者：那我们说到演出，我们知道10月4号你会去丽江。

崔：对。

记者：是第二届雪山音乐节。

崔：对。

记者：为什么时隔五年才做第二届？

崔：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因为我是第一届的参与者，也是表演者，但是我在第二。

记者：第一届就是说你说是参与者，其实你是组织者之一。

崔：组织者，对，对。

记者：但第二届你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表演者。

崔：表演者，对。所以我没有太多地参与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前期的准备，所以。

记者：当然应该问你了，因为第一期的组织者，为什么没有就是很延续地很快地就做了第二届？

00：04：23

崔：对，如果要是问这个的话，我可以回答，但是说问第，就是第二届，第三届的话，我估计，我估计他们会把这个品牌延续下去，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延续下去，当然这个努力的，所有努力的工作，都是，就是等于是在五年之后做出来的，甚至是在，就是可能四年吧，就是去年就开始准备，但是我听说他们在这之前，也曾经做过准备，就是在第二，第三年的时候和第四年的时候，但是他们都流产了，都没做成，我们当时就是说，我们这个，等于第一届这个雪山音乐节的组织工作和当地政府的协调工作，都是因为在这个，就是这种赶鸭子上架，就快速上马的这个工程，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事先没有预期到的一些问题，到最后出现了以后，会留下了一些很大的一个矛盾和遗憾，所以会让大家冷静地去考虑一段时间，要不要再做第二届，结果呢，这个在孙免和其他几个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把这些都铲平了，把这些矛盾都铲平了，完了以后继续跟这个当地的政府合作，完了把它变成一个相对的商业化一点的，因为我认为我第一，第一届作为一个艺术总监，所以我可能容进了很多个人的理想色彩，在这个音乐节里边，所以在商业上，和在这种，在这个知名上和这个新闻效应上，成为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感觉，当时我们那个音乐会好像，那个音乐节好像影响很大，但是商业上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成功，所以这一届呢，他们可能就要反过来，他们要先注重商业的成功。

记者：那这一点是你没有作为组织者的原因吗？

崔：那倒不是，我觉得我太累了可能，因为我觉得，我记得我上次做了一个音乐节，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演出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就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我，我觉得顶多也就算是一个50％，剩下的那种体力已经都耗尽了，精力都耗尽了，完了在演出之前还要去。

记者：虽然在西方应该说摇滚乐已经非常商业，而且运作得很成功，但是在很多中国的摇滚乐迷来看，似乎理想和商业永远是格格不入的，你有这种感觉吗？

崔：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我觉得所谓的理想和商业，我觉得过重的哪一个，实际上都会影响它生存的这种，这个土壤，因为一个好的土壤里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空气，需要不断的这个，就是有人来去这个，去关心这个植物的生长状况，我觉得这个商业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我们做摇滚乐这么多年，我们也深知摇滚乐的商业，对于摇滚乐的发展多么重要，所以我在这点上，我觉得我更应该说，我是非常重视商业，不是那种，就不是那个，不是那种，就是轻商的那种纯理想化的那种艺术家。同时我也应该知道，就是这种平衡的把握，实际上是一个技巧，因为在，特别是在中国，在中国，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影响着这两个的平衡，这个就是政治体制，所以我想，在中国，这个商业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就是，好像是一种敌对的，因为它敌对的是另外的一个，有另外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它的，因为它的商业和政治群体同它们的挂钩的平衡，把握，是这个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平衡，不可能达到的，所以说在商业理想和这个体制，这三者里边，我觉得可能这个理想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就有理想的一个群体是最弱势的，就这种东西需要你怎么样地去玩这种平衡，实际上是需要理性的一种状态，不能够太感性，恰恰这种理性和这种感性的东西，实际上是内在的一个矛盾，是内心的一个矛盾，所以这边，我们经常地在去做这种把握，所以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经验，学会了一些，怎么样地去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完了去，又能够增加机会，同时又能够就是这个，不去自杀，不去自我阉割，不自我这个撞墙，这些东西我们都这么多年以来，都已经，已经习惯了。这种平衡能力，实际上是我们做，也许可能是我们第一代做摇滚乐人，摇滚乐的人必须要学会的，这点上跟西方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完全把中国的摇滚乐的生存环境和西方的摇滚乐的生存环境作为比较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它多了一个政治，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成分在里边，一个体制的成分在里边，来把握着商业与理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