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个性论（二十九）

副题：析4.12大屠杀

天唯一

我析1927年4月12日大屠杀，既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农民立场上，广大劳动者的立场上，也不站在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立场上，社会帮派和官僚的立场上，而是用人的权益个性观分析说明发生的历史性事理和应该如何科学吸取历史教训，以达自觉进行深化改革。

孙中山在世时，可以说革命矛头直指满清腐败朝庭，“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后与袁世凯及军伐斗争的目标也明确，斗争的策略理顺和得当，民生过得去，压迫和剥削受限制，还扶助农工，深得民心拥护。孙中山举旗“三民主义”鲜明，唯瞻马首，国共合作蓬勃发展，革命日益发展，国共合作顺利进行，这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个性有密切联系。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共合作分裂，分崩离析，国共两党各自从自我权益考虑，矛盾表面化和激烈化。

中国历史以来就是自发势力疯狂的汪洋大海，剥削阶级具有自发加强剥削和欺压劳动人民的阶级性，官僚机构则具有“一征三性”的自暴自发的危害性。明君在，多少对自发势力有所限制，一旦无主则任由剥削阶级的阶级个性和官僚机构的“一征三性”综合性狂发，必造成社会矛盾极其复杂化，尖锐化，斗争剧烈化，血性化，社会必陷入自我毁灭之路。

到1927年，中国社会矛盾已十分错综复杂，尤其劳资矛盾日益激化，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等的矛盾处于严重对抗的临界时期。这必然反映到政治上，政治争斗猛烈化且连续不休，发生激烈对抗性的斗争，出现时势造英雄的政治局面，这时正是问鼎人物展现才华横溢，个性登尖的春天。

蒋介石是国共合作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右派代表，毛泽东是国共合作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代表，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的个性都是问鼎人物最典型代表。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旗帜下，蒋毛羽翅皆未丰，只好伴孙共生发展自己的势力，唯孙马首而行，耐心等待机遇的降临。蒋毛都有体现其个性先兆的诗词，不防各举一首。

1909年，蒋介石22岁便写下

《述志》：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候！

《述志》诗中透露出蒋介石是一个政治雄人个性的先兆，他追求的政治仕途岂止求个一官半职，而是“岂在封候”，强烈追求的是顶级政治宝座。

毛泽东具有的也是追求顶端权位的个性，在他初露锋芒的诗词中更体现出政治雄人的先兆，他在多首中显现。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到1910年时才16岁，比蒋还少6岁就写下了：

七古 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泽东诗中显现出的自我个性先兆是“虎踞”。在群雄相处决断中，他发出豪言壮语：如果政治发迹的春天来了，我就是在绿荫树下养精蓄锐，待机出击而后发制人，不先开口，有哪个我根本就瞧不起的‘虫儿’有本事有胆量发表他的‘高谈阔论’呢？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内心“虎踞”非他莫属呵。

孙中山逝世，蒋毛失去伴生共和的亲和力，蒋毛共生解体，双方对权益追求的走向与个性无从妥协的方向发展。在社会还没有产生自觉的共赢主导观念下，蒋毛代表的势力展开对决不可避免。也正因为没有科学发展的共赢观念，实践已经证明，无论哪一方胜利最终都是走上专制路。

由于封建地主不断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毛泽东进行了考察，写成了文章说：“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陈赞贤是个无产阶级革命烈士、现还被敬仰。但是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除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与陈素不相识，为什么会下此毒手?从陈本人那里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

当年在赣南从事建党和农民运动的陈赞贤，在洋货、绸缎、布匹店员加资减时斗争中，他不分别情况，加以区别对待。那时洋货、绸缎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钱业、洋化、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可负担。可到布匹店员的也要增加到14倍，布店主无力支付。布店资金少，店员多，与农民联系广，要支付必随之布匹涨价，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省委也没能说服他。布区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结果陈赞贤遭到枪杀，接踵而来的是党的联系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全部坍台。

新中国成立后，陈奇涵上将在新中国成立后，陈在江西党史座谈会上回忆：“陈赞贤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与赣城资产阶级奋勇搏斗，最后牺牲了自己，这是十分光荣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他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

缺点错误在哪？道理何在？至今知之者还十分稀少。我在自己写的《共产主义宣言》中论述并作出了理论性的结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对资产阶级权利（法权）既保卫又限制，两者科学地有机地结合。可是，我文除遭无情的封杀外，问真者翏翏无几。趋利避害，人之常情，大概在专制下人们多回避不同政治议题，更讳忌政治理论的探讨和发表议论。在这种熄灭性的政治氛围下，对政治理论探讨有兴趣的个性者必少中又稀了。有个读者叫飞龙的关注了《共产主义宣言》，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保卫和限制说法，飞龙读者在评论中显示出非常的不理解。我《共产主义宣言》的读者飞龙总算关注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保卫和限制，可我直到现在还没发现有对资产阶级权利科学保卫和限制有执政党的理论权威出茏表达，难怪1956年所谓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如此重大错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出来吭一声。

在劳资生产关系上，倒是当时汉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的分析在情在理，他就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

朱霁青力解劳资必须劳资两利双赢，尤其本国劳资更需大力发展，以利国利民，座稳根基。他也点出了中共在劳资关系的处理上实在太无知，只为反对而反对。朱霁青不是国民党的权力核心人物，他的善言科意不会被国民党权力核心所采纳。须知凭借北伐军总司令职务，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最强大的实力派代表人物是蒋介石，实际权力核心已座落在他的身上。蒋个性追求的只是在这次与中共决斗中获取胜利，他的心思倾注在权力位置的争斗上，想的做的都是如何充分利用其北伐军总司令位置调动军队的权力，充分发挥他的个性能量，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权益宝座梦。

蒋忙于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清除中共，仅靠手里的军队胜算不足。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不策略。蒋借助了上海青帮势力，在大屠杀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上海黑社会势力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帮会，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下社会秩序网，操纵着上海工人、商贩、无业游民等社会底层的生计，控制着上海大多数的工厂。工厂的工头和监工大多数是青帮，他们掌握着对工人的招聘和解雇、监督和管理等权力。在上海，不入青帮极难找到工作，即便入了厂，也会饱受排挤和欺负。工人不得不投靠帮会，求职谋生。这也使得蒋介石在获得胜后，因青帮管理体制的严密完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

说用历史观和发展观研究1927年“4.12”大屠杀史，一承认当时缺乏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科学理论指导，二在深化改革中我们必须用上科学保卫和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坚定地走劳资共赢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彻底避免重滔复辙“让自己先富起来”的血色主义再折腾社会，造成社会严重创伤。

既然当时劳资双方的政治代表都还没有科学生产关系观念，那么，双方必进入折腾的相互恶斗当中。在资产阶级右派中，蒋介石对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认识先于毛泽东，他的个性能够充分体现和发挥，内部对中共的反对声相一致，就连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支持蒋。毛泽东个性虽强，活力也足，但还不是中共的权力核心，权力尚不在其手。当时国民党主席是汪精卫，仍然主张国共合作，但对蒋影响不大，而对中共影响重大，使中共没有做好严密的防范准备，共产国际又捆缚着中共的手脚，陈独秀不认为决斗不可避免。凡此种种，造成蒋胜毛败。

蒋介石的个性本质没有追求真理的素质，铁心的是获得和巩固最高权益。因此，蒋并没有因此重生产，重科学发展，重改善生产关系，给人民带来福址，而是采取专制极端方法，置劳动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给了毛泽东施展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使毛泽东用上中国无产阶级夺权理论把他打败逃到台湾落草，由蒋剿“共匪”变成中共剿“蒋匪”,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落难。

当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中共头领兴趣蓬勃地高谈阔论战胜蒋军，蒙却嗤之以鼻。原来人家极看不起没有共赢观念，共赢思想，共赢理论，共赢行为，视窝里斗的追求独生单赢个性为卑鄙，没有共生理念的个性为可耻，卑鄙可耻者是可恶的折腾之源。

2011-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