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人心思定。全国人民包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衷心拥护华国锋。这是形势和现实的需要。叶剑英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的一段话很能体现人民对华国锋所寄予的厚望:领导要稳定。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华主席，拥护华主席的领袖地位，这是革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为了宣传华国锋，1976年10月29日至11月22日，《解放军报》接连发表《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的编辑部文章，《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文章说:“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1977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发表报道《颂歌献给华主席》写道:“华主席登上天安门，革命人民齐欢腾；英明领袖来掌舵，祖国前程花似锦。高耸的燕山群峰，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的运河波涛，倾吐着无限的深情。八百万首都人民在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歌唱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粉碎江青集团后，华国锋的确需要叶剑英来辅助他。陈锡联回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问题，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叶剑英辅助华国锋，纯粹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千秋大业着想，没有夹杂半点私心。端掉江青集团后，面对一片欢呼声，叶剑英异常冷静和谦虚。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将胜利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当然，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交代，在宣传华国锋方面也有些过头的地方。1977年8月13 日，叶剑英在党的十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实践证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不过，查阅有关史料，也可以看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不仅是叶剑英一个人说了过头话。其他领导人也同样说了过头话。

　　事实上，这些文章、报告反映出当时全国人民对华国锋的热爱和信任，人民群众热切希望华国锋带领自己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开创新的局面。那么，华国锋能否承担起历史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呢？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框框，未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因而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叶剑英与华国锋开始了渐行渐远的历程。

　　叶剑英同华国锋发生了分歧，尤其是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例如对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华国锋采取的是肯定、赞扬和维护的态度，认为“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应该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或者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正确，三分错误。他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华国锋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继承者、维护者、捍卫者和贯彻者，是完成毛泽东一生中“两件大事”中的一件的历史使命者。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便是否定毛泽东，也否定他自己。在华国锋看来，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叶剑英对“文化大革命”从不理解，到怀疑和抵制。特别是同邓小平一起进行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挫后，他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大大倒退，使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社会风尚遭到极大的败坏。总之，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

　　叶剑英从拥护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到赞成华国锋辞职，有一个较长的渐进发展过程。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才在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做自我批评。他说，在1977 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说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也讲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他承认“两个凡是”的提法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大家的思想。华国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我的讲话和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批评。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讲得比较含糊，他表示同意按照叶剑英的提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专门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团结起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针对会上，有人对他搞个人崇拜提出批评，作了回答。表示今后“不要宣传我个人”，向上和下发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领袖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华国锋的能力、经验和水平，特别是“左”的思想决定了他未能与时俱进。在粉碎江青集团以后的言行中，在邓小平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真理标准问题、两个凡是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都是这样，总以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开始，以无可奈何接受批评告终。华国锋这个被动转变的过程，也是华国锋被不断否定的过程。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同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会议结束前，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通报》。《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

　　细心的读者会有疑问，为什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要开25天那么长的时间呢？原来要说服华国锋承认错误和要他辞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都需要一个过程，这次会议也因此连续开了9次会。叶剑英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 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许多党员干部的建议和要求召开的。在4000多名高级干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系统，很多同志要求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段认真进行总结，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至1980年这一段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要求讨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头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要求调整他的工作。党中央接受这个意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华国锋进行帮助和批评，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出席会议的29人都作了发言，28人（即除华国锋以外的所有与会者）对华国锋既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功和随后做了有益的工作；又分析和指出他的错误的表现与严重性，看法一致。华国锋作了许多解释和辩护，使会议时间延长。在会议中，叶剑英作了不少插话。叶剑英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时，他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犯的错误，这也是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华国锋同志，而且对我，对每一个在座的同志，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华国锋对叶剑英是很尊重的，叶剑英的话他还是听得进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他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叶剑英严于律己，光明磊落。他这种是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也感化了华国锋。华国锋听了大家对他的批评以后，感到难以继续担任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会议便讨论谁来接替这两个职务。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这两个职务。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这两个职务。邓小平提议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他自己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1981年6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鉴于这次会议事关大局，高龄有病的叶剑英仍坚持参加了开幕式和投票，并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会写信，表示赞成中央的人事更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帮助。叶剑英在信中说:“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词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当全会开幕式首先宣读叶剑英的信时，全体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此次会议上，华国锋还是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没有进入政治局。直到十五大，仍被选为中央委员。晚年的华国锋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从他晚年言谈中可见，华国锋对叶剑英也是很崇敬和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