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讲述者万伯翱，他的人生当中呢，有一段令他难忘的经历。从1962年到1972年，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他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河南黄泛区的国营农场下乡劳动。而送他去下乡的，正是他的父亲，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

万伯翱说，自己本来是高干子弟，是父亲的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1962年，18岁的万伯翱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身上呢，只有两本书和15元钱。从此，他体会到了艰苦的劳动，也认识到了另外一种人生。他做过模范，也曾经作为黑五类=，受到了wenge运动的冲击。他在农村掉过眼泪，可是也就是在那里，带给他了很多的惊喜。他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十年，他才寻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解说：1962年，18岁的万伯翱从高中毕业，但是他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他的父亲，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为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本来说想送我到工厂，到工厂那里，可是正在这时候，河南那个潘复生，他正好在我这个农场，劳动改造结束，他到全国供销总社当主任，正好他们是老朋友，谈到这个对这孩子的处理，那个潘复生就非常赞扬我到农场去，就他劳动过的那个农场。后来我父亲一想，也好，他正好也主管农业，到农业第一线去，他俩就一拍即合。

解说：那时，中国刚刚走出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正是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时期。而万伯翱的父亲万里，就决定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农村去，支援国家建设。万伯翱记得，父亲专门为这件事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那时候我奶奶，也是七八十岁了那时候，小脚，也被叫来了，那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就讲那个道理，（父亲）就说是共产党员，我并不是不爱你，我爱自己的孩子看看怎么爱法，是就是娇生惯养，在这个暖房里头这样地对待他，还是到风雨中去锻炼，去吃苦。所以说我还是决定你到农业第一线，到很艰苦的农业第一线去锻炼，

那你自己感到突然吗？

我感到也很突然，从小是吧，条件还是不错的，都是家里这么一个干部家庭，虽然那时候也很艰苦，但是比起一般的这个家庭还是要好得多，起码衣食无虑，也是少年嘛，也是要争气，去就去，怎么着，有点这个。后来老爷子还说，我还很喜欢老大这个骨气，那时候。

解说：万伯翱说，家里人也是此时才听说父亲的决定。他们也曾表示反对，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父亲的想法。

我奶奶还哭了，这个说，那个地方冷不冷啊，冷，你要冷的话，你把他的皮大衣送给他，别把他冻着了。老爷子说，不要，一毛钱也不要给他们，不要给我，你知道，就是要自力更生，这个当月的这个伙食费可以带着，我就记得我就带了15块钱，一共15块钱。后来我那个弟弟说，那不让我们寄一毛钱，我们五分五分钱寄可不可以啊。

解说：万伯翱回忆说，在这次家庭会议上，父亲万里给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就是不要想着回来，去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这个老爷子让我带了两本书，我记得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的是这个，钱是不能给，但是要书可以给，而且他还，他最不爱题字了，你也知道，是吧，但是他在我的那个笔记本，还送我一个笔记本，封面是毛主席像，里头是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像都有，他还给我题了一行字，叫“一遇动摇，立即坚持”。说不要去想着回来，你要想逃跑是不行的，你逃到海外去，可能我管不着，你要逃跑回到这个家门，我是不让你进的。就给我路堵得很死，当时我下去，反正先下去吧，反正是要说干一辈子，这个一辈子这个概念还是，还是有问号。

记者：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对你的要求？

有啊，就说你不要想做官，你不能干队长的，你就是普通的这个农民。普通的工人。

解说：1962年9月6日，万伯翱告别了家人，在一个警卫员的陪同下奔赴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

15块钱揣在兜里还怕丢了，一定要放好，还老摸它。行装就那么简单，非常简单。就一床被子，一个毯子还有，里头有几件衣服，有一个洗脸盆，就是这个手一提，这个手这么一弄，就很简单。到了农场，我就感到害怕了突然，我说这就我一个人，这行吗，在这，这一切都是陌生的，这个生活方式，面孔，这个生活环境，一切都是，说得什么一点，好像从天上到地下了那种感觉。

第二段：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在一个警卫员的陪同下，前往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那是他头一次坐火车出远门，他说一路上，心里呢，直打鼓。到了农场之后，眼前的一切又都让他感到陌生。刚开始的时候，万伯翱感到孤独，他回忆说，那时，是当地淳朴的农民给了他很多的温暖。

说老实话，刚开始又很欢迎你，也很照顾，都是小万小万的叫着，这个年龄也比较小，大家也都很喜欢，开始还有点敬而远之，但是后来他看到我说话干什么，也都很客气，也对我也很不错。有时候比如说我早晨起来我晚了，为了上工就不能吃早饭，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就给我烧一点那个饼子，那个玉米面的，放点自己做的酱，豆瓣酱，那叫什么那种，自己发酵做的那种酱，就给我带来了。我一吃，也非常好非常香。

解说：万伯翱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农民。河南东部的黄泛区，形成由来已久。早在193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西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滔滔河水一泻千里，整整泛滥了8年。形成了5.4万平方公里杳无人烟的“黄泛区”。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条件之艰苦还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18岁的万伯翱就是在这里，开始体会农民的艰难生活。

都住在一个大屋子，一个大通铺，那一个屋子住50个人，是一个苹果仓库，那就没有这个地了，都是，都是泥地，上头是，也没顶棚，四面透风，那是永远中不了煤气。苹果的那个腐蚀味，和一屋子那个打呼噜的，什么放屁的什么那个声音，根本。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反正也睡，也一样睡，现在可能就睡不了。老百姓也没什么表，天一亮，天明了，该起床了，就（起床），晚上就是日落，就回来，生产队长有时候有块表都很稀罕，所以说是这个，这是很，一天劳动时间是非常长的。

解说：当时的黄泛区农场，以栽种果树为最主要的农业生产。万伯翱记得，农场里的劳动强度很大，让他这个初来乍到的城市青年很难适应。他最难忘的还是在当地学习给果树喷农药的经历。

1059，那是德国进口的药当时，毒性非常大，那个打药是非常苦，那个因为你要举起这个一丈多的竹竿，竹竿上要绑着一个皮绳，皮绳有铜的喷头，这个皮绳要通到这个药箱，那个药箱，一个药箱是2000斤，前头一个拖拉机手，一个捷克的拖拉机，那个药箱，它是不会停的，那你就得，你就得不能停，有时候这个拖拉机要拉着你跑啊，你停也要把你拉得要跟着它飞跑，所以说劳动强度相当大，要顶不住，开始的时候顶不住。

那在农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照片上，您的服装也跟农民一样了，对吧？

我啊，我不但一样，我有时候可能穿的比他们还要破。我有一个裤子上，大概有20个补丁，

光膀子吗？

我光啊，我光膀子，我光。我光膀子，我后来很有趣，我就是那个日本那个塑料袋，进口的那个。非常好，它吸汗，而且薄，干得快。

记者：那是不是尿素那个袋子？

万：尿素，小万穿的不简单啊，前头是尿素，后头是日本产，都笑话我。

那你刚去的时候，怎么样适应这样一个劳动强度？

咬着牙呗，我是表面不说吧，但是我这个晚上也感觉到是非常累，非常痛苦。也流眼泪，想这什么，这是，这怎么，这是干到哪一天啊，这也不知道干到哪一天，这个东西，但是同时也说，所以说老爷子当时就看出你要动摇，所以就说一遇动摇，你就立即坚持，就想起老爷子的话，是不是，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吧。

解说： 1963年的春节，是万伯翱下乡之后的第一个春节。看见知青们纷纷回家探亲，万伯翱于是写信给家人，希望能够回家去过年。

老爷子就亲笔回信，说是伯翱，平常他也不叫我名字，就叫我老大，这次写信，伯翱，说我和你妈妈都看了你的来信，知道你在那里锻炼，进步很好，我们都很高兴，你提出来这个今年春节要回来探亲，但是我和你妈妈商量了以后呢，认为你还是不回来好，因为你刚下去半年多，这个容易产生动摇。和这个坚守岗位的农场的职工，一起过春节，这不仅不是遗憾，而应该是一种自豪，你不以为是吗？他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当时写了这封信，我看了，这道理讲的也对啊，但是觉得这也太，太什么了，你看这都没人了，我一个人在这怎么过这春节啊。我这个，我心里想，这要求也太严格了，晚上这，你说的，晚上又流泪了。

音乐+画面转

可能也是那一年，就是秋雨连绵，这一面墙，哗，就倒下来了。就挨着墙的这一面，就三个床就砸断了。那床也是自己做的，也不结实吧。我呢正好在墙这边，那是一生中第一次经历这么一个房倒屋塌。吓得一身汗。然后呢，我就赶快写信汇报这个事情。想不到老爷子说，房子塌了，你还顶住了，没有动摇，这很好，后来我心里想，这差点砸死我，这还很好呢。

解说：万伯翱接受父亲的告诫，在农场牢牢扎下了根。196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万伯翱的在父亲的鼓励下，下乡锻炼的经历，此后不久，周恩来在首都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上，把万伯翱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万伯翱没有想到，自己一下子就成为了当时的模范人物。

周恩来录音的报道，在全国都放了，就是当时那个1963年的毕业生的这个，都听了，所以影响也比较大。我这一登报，写信的也多，多的都有时候我贴不起邮票钱了，后来农场的会计说，那有些信，反正是经过党委批准，那你就放到会计这儿给你发吧。老爷子说，这不行，这太特殊了，你不能，不能八分钱的便宜不能占，你应该自己的这个工资去付这个，付这个邮费。

解说：1964年春节，万伯翱第一次得到父亲的允许，可以回家探亲。

你带点什么东西回家？

农场的好东西，我都想带回去给他们俩。首先是苹果，还给父母打的蜂蜜，农场的，农场有酒厂，我还买了两瓶酒，那酒好像我记得是三块多还是两块多，我觉得还挺贵，咬着牙买了两瓶酒，该带的东西，我都带回去，就是这叫劳动果实啊，非常的高兴，老爷子还都尝了尝，这个也很满意。

记者：有没有专门你回去的时候，跟他专门谈谈你下乡的事

万：那倒有，他了解农村的情况，收入情况，农民对这个政策的情况，农业的情况，他听得挺仔细，他问，吃得饱吗，老百姓怎么样啊，周围农村怎么样啊，这个，你们的这个生产队的情况怎么样啊，谈的很多。

解说：回到黄泛区农场，万伯翱继续用通信的方式和家人联络，但是到了1966年，联系突然中断。万伯翱是从报纸上，了解到父亲万里作为“刘少奇的黑干将”被打倒的消息。

wenge中我回去一次，那时候他还是留用。他是穿戴都不一样了，他是，另外呢这个，那已经都是风雨飘摇了，从那个大院子里搬出来，他见我很客气。也不绷脸了，啊，老大，你这个工农兵啊，用工农兵的思想把我们这个资产阶级都批判，批评批评，批判批判，第一次让我批判批判。反正是人家对他也不一样了，反正是，后来一阵就没工作了，开始还有点，管点什么事，管点什么接待红卫兵啊，管饭管什么的，后来也就没什么实际工作了以后，他也没事干，他也扫扫院子了什么的，打打葡萄上的叶子，扫扫，人家来看他，给人递烟，都这样了。

解说：不久之后，万伯翱又听说，在1966年12月4日的深夜，父亲万里在家中被捕的消息。

老爷子倒有先见之明，慌什么，我说我奶奶，我妈都吓得都，老奶奶吓得衣服都穿不上了。我妈也吓坏了，都吓坏了。因为他半夜他越墙（抓人）啊，老爷子倒是镇定了反正，慌什么，我得穿上衣服啊。一件一件穿，毛衣，制服，然后他那个皮大衣穿上，后来wenge他一关监狱就不行了，就没有，整个（和家里）都没有联系了，生命啊，什么联系都没有了。到第几年，第二年是第几年，就是说要粮票，可以送书，后来才知道他还活着。

解说：万伯翱回忆说，父亲万里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三年。那时，万伯翱身在黄泛区农场，那里也被wenge的汹涌风暴所笼罩。

它那个左的东西更厉害。你比方斗我们当时农场的总支书记，斗农场的党委书记的时候，1966年，1967年的时候，就因为他们是地主出身，倒大霉了。那上去，一吃忆苦饭，一诉，那整个就打起来了，就上去就打了。当然我还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还没有打人，他们那些贫下中农，没有文化的，上去就打了。那个碗就扣在这个总支书记脸上，那个血当时就流下来了，我一看也很惨。

解说：由于父亲的关系，万伯翱也受到了牵连。他从一个受到周总理表扬的模范人物，突然变成了“黑党委的宠儿”。

什么什么“手上明珠”和什么“黑党委藤上的小黑瓜”，“小黑帮”什么，就成天就让我揭发了。后来他们又想了想，这小万也没什么罪恶啊，也没当什么官啊，他爸爸再坏，把他送到农村劳动，这还是对的，这一点还是好的，但是呢，口头语给我带上了，“黑帮的儿”，黑帮的儿子，他河南话，黑帮的儿，这多难听啊这个。这个但是当面不叫，但有时候一弄什么事上了，也出来了。

解说：万伯翱说，这是他一生里最为艰难的一段时间。所幸在农场，有一些朋友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其中有一个人，他的遭遇甚至影响了万伯翱的一生，这个人就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

 第三段

万伯翱在黄泛区农场，一共度过了十年的岁月，这个十年当中，他从毛主席树立的好典型，后来到wenge呢，又变成了“黑党委的掌上明珠”，这样的经历起起落落。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觉得自己在农场的日子里边，有很多的收获。他也遇到了一些很好的朋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中呢，他觉得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郭世英是在 1963年来到了黄泛区农场。他们两人在北京就是旧相识，到了农场，在农场的生活当中呢，万伯翱与郭世英相互之间更加熟悉。

他怎么跟你谈起，为什么要来农场？

他就说是，他跟我说的就是，这个神经衰弱了，脑子睡不着觉，需要到农村来劳动劳动，换换脑筋，他当时第一次他给我这么讲的。后来他也保不住密了，这个消息都来了。

解说：万伯翱很快了解到，郭世英会来到农场，其实另有隐情。

就是当时因为他这个思想比较激进，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比较快，读的书太多，所以他对大跃进提出来疑问，对毛泽东思想是顶峰啊，他也提出来疑问，所以他在学校里有些刊物，有些秘密集会，就是也是指点江山吧，高谈阔论那些东西，这个还有给几个同学在一块儿，就后来，后来被人家，就是所谓破获，破获了以后，就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小集团嘛，我不知道以前，他绝对不谈的，他给农场任何人都不谈。因为那个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的，就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因为考虑到郭老的在国际国内的威望，反正要保密，

解说：万伯翱说，郭世英在北大成立的“x”小组，在当时被认为是有“严重的政治问题”，郭世英是被公安部门暂时安排到黄泛区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在万伯翱的印象里，那时的郭世英，每天在农场里，只是拼命地劳动。

他的那个改造意识啊，和那个强烈的这个劳动自我，那比我还要强，那简直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了。后来他那个样子比我还要惨，他那个裤衩都烂成条了，他还穿着，也有点儿故意的。他要争第一的，我争不了第一，我身体也比他差，他一米八，那身体又好，又带着那种改造，那简直是他都要争第一啊。比如说拾粪，我知道他拾粪是第一，就是成天带着个粪筐，上班带着，路，大路旁，小道旁，都要拾起来，甚至吃饭的时候，他就把粪筐也往旁边一搁就去吃饭，有时候他去买烟去了，忘了带粪筐了，看见一泡热气腾腾的马粪，草帽就，斗笠，斗笠就摘下来以后，用手。或者用报纸，具体情况，反正就把这个粪就弄到草帽斗笠，他就带回去了，这种情况还是出现过。

解说：在万伯翱看来，郭世英身上似乎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就是抽烟特别多，抽，开始的时候他带了点烟，后来很快就抽光了。抽光了以后呢，农场党委书记是知道他的来龙去脉的，后来就给他送了几包烟。但是他考虑了再三以后呢，他原封不动地送回去了，他说我不能抽这么好的烟。然后呢，就是自己买烟叶，买了很多烟叶，就在床铺底下堆了一堆都是烟叶。然后呢，他让他爸爸的秘书啊，给他寄点那个《北京周报》，《北京周报》的那个纸很薄，而且很易燃，他就自己卷。有时候他还让我抽。你自己用唾沫粘上吧，让我抽，我当时我一抽就呛，我就没有抽，（他）抽得很厉害，整个牙齿，洁白的牙齿，全部熏黑了。

在那段时间里边，你觉得他苦恼不苦恼？

他实际上是苦恼的，但是他，他又比较，很坚强的意志，克制力，极少流露。

实际上压力，我觉得压力是很大的，一是他爸爸这么一个名人，他出了这么一个反革命，另外处理得这么严重，而且是他也被关过，而且是他内心，他并不见得服，他认为他在追求真理。

音乐+画面

郭沫若当时对郭世英到河南农场来，他怎么看法？

实际上郭老，我的看法，他是很喜欢这个儿子，郭世英后来有些文章诗词里，日记里写道说，父亲，爹爹，他叫爹爹，爹爹曾经对我抱有希望，现在通过我的劳动，他重新对我抱有希望，这样的话我看到了。他爸爸的来信，我也，我说我看看，他也让我看，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

写什么呢？ 

写的就是说，你下去劳动改造，你不但用你的行动教育了你自己，也教育了我们，这句话我也记得很清楚，还有郭老从头到尾，把毛主席诗词净录了一遍寄给他，那个小折子似的，可以拉，可以拉叠的。

所有的毛主席诗词？

所有的毛主席诗词。

音乐+画面

他好像1965年回去的，就是wenge前夕回家，

那复学他回去以后，您跟他再见过吗？

给我来过信，后来呢串联的时候，他专门拐到那儿去看我，那时候已经是1966年的冬了，北京形势很紧张了。我父亲好像已经被批斗了。然后他还给我分析形势。他说，哎呀，他说这个，这个，恐怕你父亲被抓被斗，他说到最后恐怕还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一边来，还给我讲了这么一句。然后呢，劝我这个多保重，说话要注意，然后就赶上同学们，他同学们是在前面等他，他就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风雪中了，我就很久在那看着他的背影吧，我才回来。以后，那就是我们的诀别，最后一次。

解说：1967年，郭世英跳楼身亡。他的死因是个未解之谜。万伯翱在黄泛区农场，辗转地听说了他去世的消息。

当时说他是自杀的，后来，后来看他说是，他被捆到这个椅子上，是不可能就是跳楼的，最后怎么这个情况反正是，他肝脑涂地以后，郭老呢，还去派秘书去调查这个事情，可能是被逼的，被逼死的，于立群阿姨就是，就是想这个被抓起来以后，就是被同学们抓住以后，于立群阿姨就说，催郭老，说你赶快报告总理啊，但是郭老呢，很犹豫，就是虽然见，也能见着，但是呢，见了又没说，说总理那么忙，那么累，我怎么好意思为自己的事情老打扰他。后来就很后悔，就是儿子死了以后。后来总理还安慰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哪有不死人的，郭老呢也非常难受，但是呢，他当场没有流泪，后来他关上房门以后啊就哭了。哭了以后呢，就是伏案啊，就是说把儿子的日记，从头到尾给抄了一遍，这个日记可能还在郭老他们那个纪念馆里。

解说：郭世英的去世，让万伯翱感到深深的惋惜，在农场的岁月里，他越来越感到孤单。他开始希望能够离开农场，真正地去寻找自己的人生。

第四段：

串场4：

1972年，万伯翱28岁。他从18岁背着行李下乡，一转眼，已经十个年头了。那时，他即将要迈入而立之年，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的人生，到底何去何从。

也就是在1972年，他的人生出现了新的转机。

当时呢，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我父亲解放了，敌我矛盾，什么人民内部处理啊，这个什么，北京新市委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让他工作，总之我父亲年轻力壮，也得有干活的。所以说，他一解放，我的日子就又好过多了，我就是人民内部了嘛，

解说：万伯翱说，这时自己在农场的日子也开始有所好转。不久之后，他有了一个被保送去读大学的机会。

1972年，在我劳动十年以后，有两个名额，有两个名额呢，一个是农业大学，一个是河南大学，就当时叫师范大学，就全农场一致就推荐我了。

解说：万伯翱被保送进河南大学英语系就读，毕业后，分在郑州炮兵学院当一名教员。由于父亲万里在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打倒，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万伯翱才戴上了梦寐以求的领章和帽徽，成为了一名军官。

wenge结束之后，父亲万里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在那里推动了中国的农村改革。万伯翱也曾经去探望过父亲，见到了父亲当时工作的情况。

当时去探亲的时候，也感觉到父亲就是，工作很紧张，而且是这个也很，很操心，我们（单位）在郑州，1979年，也没有米吃，供应也很紧张，后来我呢，我就到安徽啊，我就去买了一袋米，我到这个市场上去买米呢，非常便宜，我用那个全国粮票买啊，大概是八分钱到一毛钱一斤。他说如果你到产地啊，更便宜，所以当时后来不是流传着就是“要吃米，找万里”，当时我也有体会。

解说：万伯翱说，如果不是父亲的一句话，也许他不会在黄泛区农场呆上10年，度过一生中最宝贵的一段光阴。但是，他对于父亲的决定却从来没有后悔过。在此后的岁月里，万伯翱也曾多次回到当年的黄泛区农场，在那里，寻找当时的记忆。

忘不了，做梦还老想那个时候，那些人的名字我都记得。什么高洪宝，什么王铁柱，什么邓铁汉，那些我都记得特别清楚，我的队长，我的组长，我的厂长，都记得特别清楚。

记者：这60多年，这个人生当中，可能那一段是记得最牢的。

万：记得最牢的，而且做梦老是那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