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平县有一位群众名叫林良旭，他父亲于12年前向别人借钱给一位朋友做生意，结果这位朋友生意亏本外出逃债，部分债主联名起诉他父亲，他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部被抵债，父亲被迫携家人离开家乡到外地流浪度日。林良旭为了闯出一条生路，带妻子一起到北京艰苦创业，在经营一家汽车配件商店赚了钱以后回到家乡，将过去父亲欠100多名债主的106万元人民币逐一奉还。

　　在不少人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痛感道德失范、诚信式微的今天，林良旭的故事，充分展示了普通中国人身上的诚信光芒，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在近年来关于重建诚信道德的讨论中，有两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重建诚信道德的关键，在于国家机关、政府机关等公权机关以及政府官员、名人明星等公众人物要以身作则，为普通民众树立遵纪守法、讲信履约的榜样。只有政府机关严格做到不拖欠工程款，才能要求小包工头不拖欠民工工资；只有公众人物不知法犯法，不偷税漏税，才能要求普通人说话要算数，借债不赖账。现在看来，这种意见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当然要对公权机关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对公众人物寄予很高的诚信道德期望，但却不能主观认定普通人在诚信道德方面是天生的“落后分子”，以为普通人只能亦步亦趋跟在公众人物背后，努力学习后者的诚信美德。章铸夫妇克服千难万险兑现欠债还钱的誓言，并不是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当官的道德像风，老百姓的道德像草，草随风倒）的结果，而是他们内心深处的良知使然，这也足以表明，他们在诚信道德建设上具有很高的自觉性、自主意识和创造能力。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制度完善和法制完备的国家，全社会信用体系高度发达，所有公民和企业的诚信状况都被记录在册，一旦有欺诈行为发生，不但可能遭受经济和法律的制裁，还将在自己的信用档案上留下永远的污点，甚至导致身败名裂，一蹶不振。中国只有构建起高度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用制度约束人心，诚信道德建设才有希望。这种意见强调了制度建设对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但却陷入了“制度万能”的误区，忽略了在许多像章铸夫妇和他们的债主那样的普通民众当中，存在着内在的、持久不衰的道德建设动力。

　　鲁迅先生在名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道：“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从章铸夫妇和他们的债主的感人故事中，在众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了坚定的自信力，也看到了诚信道德建设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