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投资关系失衡，与资源环境结构失衡可以看作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投资率居高不下，与能源总量居高不下紧密相关，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

上篇文章列举了中国投资率持续上升的数据。下面笔者继续列举与高投资率密切相关的能源和环境数据。

第一组，能源总量增长数据：2000年为13.86亿吨标准煤，2001年14.32亿吨，2002年15.18亿吨，2003年17.50亿吨，2004年达到20.32亿吨，2005年为22.47亿吨，2006年为24.63亿吨，2007年为26.56亿吨，2008年为28.5亿吨，2009年攀升至31.00亿吨，2010年达到32.5亿吨。

这与投资率的上升是一致的。2000和2001年，我国每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量在5000万吨以下，2002年接近9000万吨，但到了2003年以后，每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量在2亿吨左右。过去的10年中，平均每年能源消费增加1.86亿吨。按照这一趋势，“十二五”期间要增加9.32亿吨，达到41.82亿吨。如果按照近两年的增长速度，则将达到43—45亿吨标准煤。这些指标都超出了国家能源的供给能力，用国家发改委的话说：“十二五”末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为40亿吨标煤，年均增长速度为4.24%，保证7%的GDP增速的弹性系数为0.6。这是因为，从能源供应来看，突破40亿吨标准煤的消费量将难以为继。国内石油产量控制在1.9亿吨已经很难，石油进口量已经达到2.4亿吨，煤炭的净进口量也已经达到1.6亿吨。

第二组，能源使用结构数据：能源消费总量98703亿吨，其中工业能源消费总量为67578亿吨，占68%；2000年能源消费总量138553亿吨，工业能源消费总量为95443亿吨，占.69%；到2007年能源消费总量为265583亿吨，工业消费总量为190167亿吨，占71%。与此同时，1990年生活消费能源总量为15799亿吨，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6%；2000年生活消费能源总量为15965亿吨，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1.5%；2007年生活消费能源总量为26790亿吨，降为10%。结构数据透露的事实是：与工业领域的高投资率相一致，投资于工业的能源比重在上升，而生活消费领域的能源比重在下降。

所以，不论是总量还是结构都表明，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失衡与能源总量的失衡和结构问题紧密相联，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高投资受到能源总量和结构的直接制约；同时要解决高投资问题也必须同时解决能源总量的扩张和结构问题。

换一个角度，从投资与环境的关系看，投资率的偏高和粗放式的增长直接损害了生态环境，伤及人类生存的根基。2008年中国环境质量数据显示，全国七大水系的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海河、辽河、淮河、巢湖、滇池、太湖污染严重，七大水系中不适合作饮用水源的河段已接近40%。城市河段中78%的河段已经不适合作饮用水源。城市地下水也有50%受到污染。同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世界也名列前茅。2011年，煤炭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636.3百万吨，石油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478.5百万吨，天然气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43.1百万吨，三者共7457.9百万吨。

所以，“十二五”期间调整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关系，将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的水平，以及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目标，这几个方面都是彼此相关的。或者从解决消费与投资失衡问题的角度说，降低投资率必须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必须调整能源使用结构，必须以此为基础改善环境。用一句话说，降低投资率必须落实到资源环境的层面。

现在的问题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并不容易。2004年国务院批准的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提出，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目标是24亿吨标准煤，2020年的控制目标是30亿吨标准煤。2007年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十一五”能源专项规划也提出，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27亿吨标准煤左右。但是，这些目标从效果看都打了水漂。

为什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价格机制出了问题。为了实现能源的优化配置，必须让能源价格真实反映供需关系从而引导合理的投资。由于政府长期以来通过降低资源税和人为地压低能源价格以增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助长了能源的过度消费。同时也因为能源价格不能体现能源使用的环境成本，所以总体上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能源消费缺少内生的约束力，能源总量控制的目标也就不能实现，投资率也就难以降下。

因此，基本的途径仍然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在这基础上，配之以法律和政策等手段进行调节。只有这样，才能使能源总量的控制、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的调整具有现实的基础。离开经济机制的作用，仅仅依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来控制能源消费，或许也有某些效果，但在根本上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