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对中国前卫艺术第一次有规模的接纳是在1993年由博尼托 欧力瓦主持的威尼斯双年节，对中国当代精品电影的第一次接纳是在80年代中期的瑞士罗迦诺电影节，而第一次有规模的接纳则是在87年的柏林电影节———我的意思是说，这时和以后这一切主要发生在欧洲。欧洲当代文化是以新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及其后现代的派生理论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界受到了这些理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在今天世界上的强大，中国在无意识，潜意识或有意识地准备与美国争夺世界文化领导权了。这时，中国文化界对欧洲注意的更少，对美国注意的相应更多了，而美国不同于欧洲，正在由新达尔文主义主导着文化。今后的20年中国文学艺术界必然对新达尔文主义产生巨大的兴趣。我作为一个在欧洲和中国两地工作的电影艺术家和美术家，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一组文化兴趣的转变意味着自我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叙述和阐释的完整空间，这种完整正是当代中国艺术家所特别渴望的，只是这一完整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不确定的，用更形象的话说是摇曳不定的，包含着经常的，短促的向过去的回归，干扰和打断。

        本次的展览显示了艺术家今天的生存状态，他的“兴奋点”，他的两难的精神过程，他的超越障碍的方式，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动对他的影响，他对巨大变动做出的充满感觉的反应，我们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必不可少的声音。艺术家的作品——一种他自己专有的所谓的身份的“护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如果他需要的话——一种拼贴的，五颜六色的，每个月甚至每十天就要更换的“证件”，一种使真实生活中的护照显得如同假造的“护照”。 他是多本护照的持有者：一种异质的身份，他为了生存而不断从自我的一致性的神话仓皇逃离。他又是涉嫌伪造这种重要身份证件的“罪犯”，他“颠倒”自己的经历，不断“编造”，“变换”出生年月日和出生地，只要能打动受众，他就可以处心积虑地作伪。

        在我们面前就呈现了当代艺术家这样的肖像。在我们面前出示了当代艺术家这样的证件。

        展览中的艺术家们曾以极大的痛苦穿越了差异极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空间。艺术家的花言巧语正是他们穿越的手段。在中国本土工作的艺术家是这样，在中国和欧美几地移动的华人艺术家，俄罗斯艺术家是这样（英国的艺术家则接受反向挑战）。在如此的穿越中，他们的经历了第一次成熟，也许是第二次成熟，如果幸运的话，将经历第三次，第四次，若干次我们现在无法确知的成熟。一种我们时代特有的再生。自我的多次再生。这种对身份的刻意模糊化，异质化，已成为艺术家的超越手段，借以达到和保持一种“艺术的生存状态”，而这种“艺术的生存状态”，正是我们如今从事的所有的艺术中最伟大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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