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   航

《杂文报》2010年9月24日第2版，第2262期

http://zwb.hebnews.cn/20070626/ca942359.htm

暑假回老家与老同事高老师闲聊，说清了一件我模糊不清的往事。1979年6月，我和盛鹏飞同学作为日新学校的学生代表，步行近十里，手举花圈，参加了在复排中学举行的为王国超老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大会。王老师的妻子和女儿佩戴白花、泪流满面，在大会上发言的场景历历在目。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为了“清理阶级队伍” ，江□□、闻□□两位年轻教师想打算从小学校长方□□处下手。方迷着眼，拖着长长的声调说：“我从小受苦，是贫下中农出身，有什么可以挖掘的，要挖啊，你们学校还真可以挖，你们学校的王国超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官。”两位年轻人如获至宝，带着红卫兵到王老师房子里抄家。找出王老师的国军相片，根据照片上的二星一杠，硬说还有一星没有照出来，说王老师是连长，属于反革命分子。王老师实际上只是排副，而且他早就交待过，档案里有记载，并没有隐瞒历史。红卫兵们不问这些，揪走王老师，拉出来批斗，关进八宝老银行。（笔者注：文革期间关押反革命分子的场所）王老师惨遭迫害，自不必说。

                                      图片来自网络

高老师家住老银行附近。1967年11月一天早晨，一位老妇人敲高老师家门，说：“王国超上吊了！”正在给孩子穿衣的高老师直奔老银行，高老师一看，当时也吓了，喊来几个人把王老师放下，他早已气绝身亡。高老师首先发现王老师写给妻子的遗书在一张桌子上，瓶子压住，约2000字写在五、六张信纸上，张张泪痕打糊了字迹。本来王老师的字是非常好的，可是由于绝境的心情，他的字有些潦草，可以看出手在颤抖地写。高老师边看边流泪，心里难受极了。43年过去了，至今他还记得遗书的内容：

桂芳：

因为我走一条不归路，如果我还在这儿呆着，对你和孩子都是不利的，因为我就使你们永远不得安宁。我这样走了，你们也许就得解脱，我对不起你和孩子。我死后，你就按我身上的衣服（笔者注：非常破旧打有补丁的衣服）埋掉。那几件好衣服就留给大儿子，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他们。如果说他们（笔者注：指造反派）给我几块板，也就可以；如果不给，你就搞两个草包把我装起来，埋到沙包上。死了就死了，不须要搞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方□□，江□□，闻□□，这些人有些人是为了保护自己，有些是为了表现自己，不得不把我当做靶子。……

……

我死后，你永远教育好孩子们，听毛主席的话，要忠于党，要永远把我忘掉。

毛主席万岁！

高老师说，没有落款，也没有落时间。他把遗书收好，后来交给吴校长，要求他务必交给王老师的妻子。造反派们自然不给王老师几块板子。后来是王老师的大哥把自己的棺木给弟弟，在白色的棺木上刷一些墨汁。王老师入棺后，被红卫兵拉到公社门口斗尸，棺木上贴着 “打倒王国超！”、“反革命死有余辜！”、“畏罪自杀！”等标语。红卫兵要一工友领呼口号，学生们跟着呼喊，呼喊着标语来斗尸。文革中没有人性的行为，随处可见。人死了，还要斗尸，不让人的灵魂得到安宁。因为在权力者的眼里，遭受批斗的人不是人，是妖魔，谈不上人的尊严。

   从一个小知识分子的遗书所表现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来看，体现着个人的社会价值观，反映社会的文化观念和矛盾。我们再看一些大知识分子的遗书：邓拓的遗书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他对妻儿的遗书中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1966年9月3日，傅雷在遗书中说：“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推出历史舞台了！ ”1968年12月19日，翦伯赞被逼离开人世。人们从他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文革期间自杀者心理活动统一性，能够反映深层的社会问题。通过这些遗书，我们不难看出死者虽然满腹冤屈无辜，却有意识地对毛顶礼膜拜，乃至忏悔。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对翦伯赞的遗书分析出的三点象征意义：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暗示性诅咒，自然是不无道理。我想王老师的遗书应该有前两点象征意义。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许过多的为子女后代着想，在遗书中不敢直白。即便活着出来的丛维熙也只是在文革后，在《走向混沌》中描述过他在被整得妻离子散时路过天安门看到毛泽东画像时的愤慨心情：“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中呢！”或许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人类是权利的共同体，今天他人的悲剧或许就是你明天的生活状况。1967年8月5日，刘少奇惨遭毒打，愤怒至极，拿着《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刘主席没有料想到当领袖走向独裁、独揽大权时，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老百姓一样都是独裁者手中任意扭捏的玩物。刘主席是否也在努力在搭建“三忠于四无限”的平台，表达所谓的忠诚而无抑制独权的作为呢？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刻着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的名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我想这段话让刘主席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

文革最阴毒的一招就是要人与亲人中所谓的“坏分子”划清界限，有的办学习班，引导他们大骂、揭发检举自己的亲人，甚至用最决然的行动伤害亲人的心，伤害到骨髓里。很多人正是在外被批斗，在家被划清界限，不得入门，没有了家庭温暖，才选择离开人世。文革中的等级制度使亲人反目为仇，使人非人性化，贱民难以承受非人化压力，走上不归之路在所难免。而一些人能够忍受外界的严刑拷打，如果在家得到一丝温暖，他还是期待着黎明的。

以上的遗书有一定的代表性，具有文革期间的时代特点。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节气。可是在一个巨大的社会人肉绞肉机面前，也无法抗拒，不得不低头认“罪”。如果每个公民不是唯上，而是依赖正义和良心，遏制权力，遵守公共评判制度，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冤屈的魂灵。希望政府做到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些文革期间的遗书是充满了魔咒的样本，今天魔咒依然存在，不经意间死灰也可复燃。所以我们要拒绝遗忘，魔咒就会失灵，拒绝遗忘，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2010年8月14

刊发于《杂文报》文章还有：

1.《群体性事件的背后》，（2009-06-09（2），第2129期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2aaf0100dbag.html

2.《居者有其屋》，2009-05-12（2），第2121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2aaf0100csgq.html

3.《拖着欠着，历史在延续》，2000-11-0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2aaf01000azd.html

4.《撒谎从作文开始》， 2009-10-23（6），第2167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2aaf01008mxs.html

5.《教师法》能算老几？, 2009-08-07（6），第2146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2aaf0100djzv.html

6.《我们的问题源于信仰问题》，2010-05-21（2），第2226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2aaf010092r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