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绪程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深化体制改革，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谈。

第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我们的发展方式有问题，大家都看见了，这个发展方式跟我们高速增长是一体的。但靠这种扭曲的发展方式是不能持久的。至少可以认为，我们这个增长方式与东亚的增长方式或成功了的标准增长方式是不同的，人家在很多方面的弊病可能要比我们少。而我们的发展越是深入,问题和弊病越是显现。这个发展方式又与我们的体制相关，因此要从制度的根源上进行改革，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体制。我们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应该提供最基本的生存和教育底线，建立初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题中之义。像大家刚刚谈到的对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基本的生存保障、基础教育、医疗等等，应该由政府无偿或廉价提供。当然，要吃得更好、住得更好，就应“按劳分配”，靠自己挣，不能搞平均主义。奢侈品只能采取市场的方式来提供，价高者得。

第三，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隔离发展的机制。这种隔离发展方式既有失公平也没有效率，把青春献给工业化、城市化的亿万农民工“前赴后继”在城市里打工，没房子住，只靠租房解决，最终还都要回农村解决住房问题，这种方式能持久吗？在其他国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不管是通过贫民窟的方式，还是采取香港、新加坡那种廉租房或“组屋”的方式，总算有一个窝，有房子住，而且若干年以后还可以获得产权。在城市里居无定所的一亿三千万农民工的流动是非常可怕的，大家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因此，要解决农民工住房的问题。解决农民工的住房产权问题要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要让农村住房与城里对流。一是要给农民以完整的土地产权，房随地走；二是要让农民土地进入市场，即要给农民的土地自由处置权。其实在五十年代，农民是有土地所有权或者支配权的，但是后来慢慢被“一大二公”去了。不论农民的土地权采取个体还是集体的形式，都得要界定土地产权，产权如果不确定，所有的问题都很难解决。并且还应当在产权界定的基础上，使其资本化，土地不资本化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包括土地在内的资产的资本化，既是提高效益又能体现公平的途径。中国现代化必须以城市化为中心，城市化必须以城乡协调发展为前提，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让农民的土地进入市场。如果农民的土地不进入市场，既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的贫困状态，也不能解决城市里高房价和农民工住房等问题。所以我觉得，农民土地资本化具有战略性、革命性的意义，这个要从立法和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不要把问题意识形态化。比如我们经常使用“集体所有制”，就是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包括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的法律概念是“总有”、“共有”、“合用”，其内涵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如果不从法律上界定“公有”产权，不论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恐怕都会异化为“村长”或“族长”所有。当然，土地的资本化和市场化有一个“收益增值”的问题，有一个公平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处理“公”或“私”分享的问题，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都可以借鉴。

第四，按照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的要求，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刚刚曙光教授已经谈过“打破行政垄断，实际上是改革的一个基点”问题，我很同意。行政垄断的前身就是行政依附，这也正是我们改革的出发点。我们的一些企业从没有产权的行政依附走到了行政垄断，也称得上是一个进步吧，但行政垄断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则，因此，国有企业必然要从行政垄断中脱离出来，要办成真正的市场企业和真正的公营企业。西方的市场化跟我们的起点就不一样，我们的起点是在原来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人家早就分开了。所以我们的任务可能比西方市场化改革可能还重还难，难就难在打破行政垄断。当然，也要打破市场垄断，但主要矛盾还是打破行政垄断。比如，为什么农民的“土地转让权”非得政府垄断？为什么农民的土地一定要经过国家征收后才能转让呢？这种规定全世界绝无仅有。

第五，要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的机制。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计划”调控配套的机制和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再如监管问题，我们的监管是否体现了公平和效率？对证券市场来说，美国的监管就很值得学习。在美国，证券买卖公平公开，大股东卖股票要提前公布，即“上货架”后才能卖，香港是卖了之后（三天）公布，而我们呢，大股东卖光了都可能还不知道，因为太多做假了，有关部门却无从监管。在讲一个例子，按照西方的概念，市场企业是私人的事情，但是美国的“安然事件”把监管引入到上市公司内部，一是CEO和财务总监不能做假，否则承担法律责任；二是有关决策在董事会要有记录，经会计师审计。这些措施虽然加大了社会成本，但是像买保险一样，使整个市场的安全性更大了。我举证券市场管理的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在宏观管理方面还大有问题。

第六，加快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实际上我们经常讲，要避免单兵突进的“跛腿”的改革，要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结合起来进行配套改革。我想，不进行综合配套的改革，尤其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法治的市场经济是很难建立的，改革也会成为半拉子工程。所以，邓小平早就说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是不能成功的”。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举行的座谈会上的作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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