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只有中国需要那么多“城管”和“劳教”？

林明理

    沈阳小贩夏俊峰杀城管案，让人不禁又想起了3年前湖北天门市城管打死无辜公民魏文华的惨案。对此类层出不穷的惨案，我们更应引以深思的是，我们中国咋需要那么多的“城管”？

    很多法律专家早就指出，中国大陆的“城管”一无明确的法律地位，二无法律明确授予的执法权，更可怕的是，很多地方的“城管”没有财政经费，只靠罚款和收费来维持生存。就是这么一个组织机构，竟然能堂而皇之地存在10多年，导演出一幕幕人间惨剧且历经多次质疑、批评、呼吁而撼动不得，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其根源所在。

    外国及港澳台地区有无类似中国大陆的“城管”？答案很明确：没有。他们的城市不用管理吗？当然不是。他们的城市也有交通、治安、秩序方面的问题，可是他们的政府各法定部门各司其职，似乎不再需要多添“城管”这一部门。我有很多亲戚出国谋生定居的，意大利的最多。他们说意大利城市街头如果有谁“乱摆放”，也是要管的，不过来的都是警察，而且态度非常友好，绝不会动粗，他们会耐心地劝说你一直到你离开不该乱摆放的地方为止。而我们的“城管”却不一样，他们绝不会有这样的耐心。不没收你的东西算好的了，稍不小心则会让你皮肉受苦，湖北天门那位“多管闲事”要拿手机拍下“城管”暴行的魏文华则更被要了命！

    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已经有各部门可以各司其职的吗？时至今日，我们的有关主事者难道还有理由说自己不知道城管制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难道还有理由说自己不知道纵容“城管”们法外“执法”容易制造社会矛盾，引发新的民怨？

    然而，城管制度仍如泰山般难以撼动。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在于有关执事者执政者“权大于法”观念的根深蒂固，在于有关执事者执政者对民意的漠视，在于有关执事者执政者的短视和惰政。

    因为在很多执事者的眼里，用“城管”来办事速度快，“效率高”，可以一下子解决“棘手”的问题。有时更可以让自己绕过法律程序、绕过公平公开原则，遂心随意地“集中精力办大事”。当年天门市城管局下属的环境卫生管理局要继续在湾坝村旁倾倒垃圾，受到村民的阻挠，难道就没有法律途径可解决？虽然目前的中国法律大多数时候也总是权势阶层的“婢女”，但这在有关执事者看来还是太嫌麻烦，直接诉之于“城管”手段则干脆利索得多。

    与可以直接通过法外手段剥夺民众的财产权、侵害民众的人身权类似的，是那可以不用经过法院审判而直接剥夺民众人身自由的“劳教”制度。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通过详实分析指出，现行的“劳教”制度直接违反宪法有关条文，并且多次呼吁废除这一恶法。胡星斗博士等专家还多次写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然而至今如石沉大海。或许在有关执事者执政者看来，马上废除“劳教”制度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不符合中国国情”，要改革，那也是以后的事，“目前时机还不成熟”。那么，我要问的是，难道中国现在的国情就是，中国还应该继续处于老百姓该被随意剥夺财产权、随意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时代？还应该继续处于“官权”大于法权的时代？

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与“城管”、“劳教”本质上类似的还有，我们仍然在“默许”计生部门可以法外抓人毁物扣物、xx部门可以暴力“截访”、XX部门可以电话查禁作家著作、XX部门可以不给任何理由封人博客关闭网站、xx人员可以无端侵入公民住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所以，“中国咋需要那么多城管与劳教”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咋需要那么多法外的权力才能维护“稳定”，维护“和谐”；一个只能靠法外的权力才能维护“稳定”维护“和谐”的国家，究竟还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冷酷的现实已经一次次证明，现行的城管制度、“劳教”制度以及所有类似的可以让权力轻易超越法律之上的“制度”，虽能让“有关部门”“减少”工作麻烦，“提高”工作效率，虽能“维护”某些暂时的表面的“稳定”“和谐”，但却极可能纵容“有关部门”为了部门私利或个别官员私利法外作恶，催生“潜规则”，而更容易激化矛盾，加剧对立，引发民怨。那才是对社会和谐的最大最长远伤害，才是对宪法和法律尊严的最大伤害，也是对执政道义的最大损害。其弊远远大于利。继续实行这些恶“法”，就是明明白白的对民意的漠视，就是明明白白的不愿正视现实以把问题留给后人的短视和惰政。要真正建设和谐社会、法治社会，请从彻底改革“城管”和“劳教”制度始！

陈有西律师说：“这（指沈阳夏俊峰等案）是中国目前用压服方法治国、坚决不搞政治改革解决根本性矛盾、否定法治、漠视民心、表面粉饰、舆论欺骗、迷信强权政治而收获的直接报应。我们一些政治人物很天真地想等待危机拖下去，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社会思潮和大势，看来已经不会再给太多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