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最容易被誤解的城市。也許是方言的隔閡，在回歸前後，不少初到香港、或是來自其他省份的中國人，都以為香港只是十里洋場，是充滿殖民地氣息的城市。
但只要在這城市生活久了，就會發現香港民間往往比兩岸擁有更多的文化中國。
從對傳統節日的重視到穿旗袍制服的中學女生，從灣仔鵝頸橋的「打小人」民俗到西環穿上唐裝衫褲的掌櫃，都展示香港所保存的「中國性」。尤其在冷戰年代，當兩岸都被意識形態禁錮之際，香港卻可以衝破政治的枷鎖，挽救被遺忘的文化中國。
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就是典型的例子。今日香港的精英，很多都是看他們的作品長大，也深受那些無形的中華文化氣質所陶冶。在刀光劍影的曲折情節中，也滲透著八卦五行、唐詩宋詞的文化中國的底蘊。《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三部曲中，黃蓉、郭靖、楊過、小龍女的身影，也是和中國歷史的身影交纏在一起。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龍虎鬥京華》、《萍蹤俠影錄》等蕩氣迴腸的故事，也穿插了多少詩詞歌賦的抒情與中國的人文情懷。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些哺育香港新一代的流行讀物，卻是兩岸的禁書。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才在兩岸解禁，並且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同樣香港在冷戰期間所拍的華語電影，打破了兩岸政治的窠臼，回歸民間的論述。《楊貴妃》、《江山美人》、《梁山伯與祝英台》、《星星．月亮．太陽》等，從邵氏到電懋，都超越了一個殖民地對中國的「想像」，意外地彌補了兩岸政治扭曲中國文化的缺陷。李麗華、林黛、尤敏、葉楓、葛蘭、嚴俊、趙雷……等熠熠紅星，都帶來了時代的撫慰。
當兩岸電影都要考慮「政治正確」的時候，反而香港可以自由地馳騁在文化中國的草原上。而廣東話電影和粵劇，吳楚帆、張活游的社會現實主義，改編曹禺的幾部經典，都有強烈的中國意識。任劍輝、白雪仙的《帝女花 》，紅線女的《搜書院》，麥炳榮和鳳凰女的《鳳閣恩仇未了情》，也唱盡中國歷史文化的情懷。
也許就是這樣的傳統，讓香港拍出了《十月圍城》，用誇張的方式，來表達對辛亥革命的紀念，也拍出了兩岸所忘懷的革命人物。
其實香港的中國，由於遠離了國共的政權，更能在文化的層次上自由地探索。而這塊土地，也一直是那些不容兩岸政治的知識分子的避難所。香港人超越了政權、政黨的糾纏，在生活上回歸文化中國，在一個島嶼上思念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
五十年代初，唐君毅、牟宗三、錢穆等學者在香港創辦新亞學院，探索新儒家的論述，花果飄零，對中國的命運作出深刻的反思。
如果當年的香港可以有這樣巨大的文化能量，今天的香港，更可能發揮文化的先鋒角色，自由自在地，無所畏懼地，爭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話語權和詮釋權。
道于己者有五，仁义礼智信，若是专如何生义，义之不及所上者无智也，礼之不成信之不一也，亦仁道薄者，仁既薄何以人有而有于人，不有也。仁者天德也，能周之者圣，道者以定治定，己之不定何能定人，或说天下同步而承此日月矣，皆持常理而行，道之为常者，亦常克变者，变生之方乃有定数，此易用也，故先明，故道于己者亦己之伸明者，一之而伸明天下者圣功也，明圣之谓也，声音之道觉之也，能觉人深醒之音善音也，妃匹之合义之同休戚也，智之所虑人之能和也，恢谐趣味相生者，情在其中而忘情者至信也，如此人心大定矣，
“打小人”也被拿来说文化，你真是来自青山，香港那个
好 我支持 文化不能在卑鄙的政治中终结
香港对于两岸来说，是最好的缓冲地带。
香港是好，即有内地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有对金融和旅游业的支持，廉价而优质的内地供应的商品），又有真正的自由（香港市民算是中国一等公民）
邱立本
邱立本，亞洲周刊总编辑，被中国网民选为2006年及2008年中国一百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历任台北《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编译，纽约《星岛日报》、《北美日报》，旧金山《远东时报》，洛杉矶《美洲中国时报》，纽约《美洲中国时报》，纽约《中报》记者、编辑、总编等职务。1990年返回香港，任《亚洲周刊》主笔。1993年出任《亚洲周刊》总编辑至今。1995-1996年，兼任《明报月刊》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