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出生时的艰难日子及社教运动

　　　　　　　　　　　　　　　　　--父亲的军旅生涯之十一

　在一场大风雪中，迎来了1964年的春节，我也按照部队的规定回到了江纺过年。以前夫人一直和七八个同厂的姐妹们挤在一间不大的集体宿舍里，而女儿则在江纺幼儿园全托。这一次我到江纺后在招待所临时找了一间小屋，此时夫人快临产了，我又惊又喜，同时又担心孩子生下来后既无地方住，又无人照顾。过了两天，也就是正月初二，人们正在欢度春节之际，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的儿子在江纺医院出生了。而孩子出世时，我正好到军区招待所打电话，要求再请三天假照顾夫人。夫人生产还算顺利，可在那个困难的年月，也没有什么营养给夫人补补身体，而我延长三天的假期很快又到了。当时夫人还住在医院，在出院后住宿尚未安排好的情况下，我不得不离开夫人，急急忙忙赶回部队。想再请几天请假来照顾夫人，度过这困难的时刻。回到部队向有关领导提出请假要求时，这位领导的脸色便沉了下来。现在的人们可能会说这样的领导对下属很冷漠，也太不近人情了。但在当时是一种很正常普遍的现象。在革命工作第一的社会大环境中，更何况我们军队一向有为大家舍小家的光荣传统，领导已经给我延长了三天探亲假，我归队后又向上级领导请假，自然很容易让领导觉得我是一个思想落后、心里只想着自己小家的人。说实话，我也不想为此耽误部队的工作，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实在是当时夫人产后身边没有人照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向上级领导提出请假要求的。

　请假没有批准，领导同时给我下达了一系列任务。主要是在一周内必须完成部队新一年的训练实施计划方案，我于是日夜不停地参加各种大小会议，下连队征求意见，五天后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我把写的计划呈上领导审查，站长审阅后，认为部分内容不合乎部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不符合领导本人的思路。我立即重新修改计划，加班加点尽快把训练计划又几乎重新做了一遍后交给了领导。此前，上级领导已决定派我去北京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学习，眼看报到的期限快要到了，领导于是令我按时去学校报到学习。

　临走时，我顺便回江纺看望一下夫人，看看我刚出生的儿子。到江纺后才发现，夫人已经被厂里安排搬进了母子楼，里面住的都是像我夫人一样刚生育后没人照顾、没有住处的江纺女工，厂里还在母子楼安排了专门的工作人员，以便及时发现情况，及时处理。我很感动很感谢工厂领导，也可见那时候企业工厂领导情系工人，关心普通工人的良好作风。见了夫人的面，我才知道，就在我来的前两天，母子楼为了迎接上级的卫生大检查，竟然在冰天雪地的寒冷日子里，打开了北窗，使空气对流，而我夫人居住的北面那间房本来就不暖和，在外面的冷空气进入房间后，温度又骤然下降，当时别说取暖设备了，就连棉被都不够用，我那刚出生不久、体质又弱的小儿怎么经得起这样的寒冷，一个多小时后他就全身发凉，嘴角发紫，幸好夫人发现得早，赶快用一个热水袋压在了他身上，才有所好转。从这个事情上看出，形式主义害人一点也不错。母子楼的工作人员得知这情况后也吃了一惊，于是让夫人搬进了南面向阳的房间，这样才使得母子俩度过了难关。

　　我去的时候天气已逐渐转暖，但寒气仍然笼罩着大地，看到夫人和儿子这种情况我心里很难过，我赶紧到托儿所把女儿接回来住上一天，也算是一家人团圆了。然后我狠狠心把家中的一切困难都抛给了夫人，按时到北京报到去了。临走时夫人很悲伤，她禁不住抱头大哭起来。是啊，一个女同志，腿伤刚好不久，现在在生育期不但没有人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好两个儿女，而且当时的产假期按照规定只有56天，眼看夫人的产假很快就要到期了，作为一名纺织女工，她又将投入到紧张繁重的工作去了！

   坐在南昌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想起夫人所受的苦我就心绪不宁，我反复考虑，决定给远在老家的岳母去信，请求她来南昌照顾夫人和孩子们。岳母收到信后，虽然她不愿意离开家乡，但为了帮女儿减轻负担，她还是毅然决定来南昌了，从此我这个小家庭总算有人来照料了。写到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岳母对我家庭的帮助，如果不是她老人家的到来，我的夫人不知要独自面对多少困难！

　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是培养航空兵下级指挥人员的一所军校，它设有航行、领航、参谋三个专业，我所学的参谋专业，既是培养作战、训练的参谋人员，亦是培养参谋长及作训科长的人员。参加学习的人员大都是来自团、师、军机关的作训科长，学习的主要专业是如何制定作战、训练计划、实施方案、总结报告，当然也有政治、军事课程。学习生活是紧张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中间没有假期，报到后从四月连续学习十一个月。这个专业对我来说并不怎么合适，因为我所在部队大都是搞一些地面共同科目的训练，而飞行训练都是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派我到这所学校学习，意味着极可能面临着改行做其他工作。当时对自己的前途并未多想，只是想着领导既然派我来学习，我就应该认真学习，绝不能辜负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期望。学习这些文秘性的工作太动脑筋，脑力劳动多，当时我还担任一个行政副班长的职务，而在学校中，和在部队一样同样也要开展四好连队活动。

　近一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归队后领导对我所学的专业并不怎么重视，对部队的建设也起不到明显的作用，而对我的工作也并没有改行的迹象。此时部队正在贯彻毛主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指导方针，部队也抽出一部分干部到地方参加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织了社教工作团，我被分配到离我们樟树五十多里地的丰城县泉岗公社（今泉岗镇）的鄢村大队任工作组长，后又到北坑大队。通过这场运动，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打倒农村中所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泉岗公社位于丰城地段赣江西岸，这里是一片小丘陵，既有水田，也有旱地，解放后兴修了水渠、水库，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但由于交通不便，土地少，农民生活并不富裕，生产方式还十分落后，幸好每日三餐对付着不至于挨饿。大队小队的两级干部都是朴实的贫下中农，他们劳动带头，基本上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过也有些干部有些主观，缺乏民主作风，态度生硬，个别干部弄得干群关系紧张，但说实话，要在这些人中揪出所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有些过分了，也脱离了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

 就拿我的工作点北坑大队来说吧，这里有四个小自然村组成，水田少，旱地多，所谓旱地，不过是一些山坡而已，农民生活十分艰苦，幸好有些自留地，种的好基本上可以自供自给。大队书记刘冬子出生佃农，他生活朴素，热爱劳动，还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有事能和大家商量，这样的好党员不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冬子和大队的干部们确实也有一些缺点，例如对于大队的某些生产情况没有及时征求群众意见，经济收入不能定期公布，有时候他们开会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在大队部做点饭吃，这也是群众反映的大吃大喝的原由。当时我担任这个工作组的组长，于是组织工作组在鄢村大队和北坑大队先后进行了社教运动，宣传党的政策，充分调动社员们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干部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教育，使他们轻装前进，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当时大队的农民群众们真是朴实可亲，他们敢说敢讲，诚恳善意地向干部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干部们也认真作了改正。

我和工作组的同志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帮助大队党支部克服问题，认真改进工作作风，强化为农民群众办好事的责任心，北坑大队的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经过半年多的社教运动，我们的工作任务完成了，顺利通过了上级工作团的检查验收，还获得了好评。社员群众对我的评价是态度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地方干部的官气，能以身作则，和农民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组离开村里的那一天，全村父老乡亲依依不舍，大家把我们送出了很远，有些人还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这半年多来我们和村里的乡亲们朝夕相处，彼此已经逐步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我们也舍不得离开这些朴实善良的乡亲们，但又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就这样，我们工作组满载着乡亲们的眷恋之情回到了部队。

在一场大风雪中，父亲迎来了1964年的春节。

1965年1月父亲在北京学习时在天安门前的留影。

本文由我父亲的回忆录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允许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