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整个世界的“发展”出现了方向性错误，不知道是否会有足够的板砖飞过来，让我建起一栋房子？不过，事实上当我产生这个想法之后，至今还没有任何人成功说服我放弃这样的想法。

  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代表了社会的发展。当然，不仅老马是这样认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进步，衍生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各种经济学说。尽管手段不同，但目标一致，就是促进生产力的进步而已。但是，如果生产力的进步不能代表社会“发展”呢？那当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说便成了无用的邪说。

  西方经济学中有“效用论”者提出过一个关于“发展”的新定义：社会效用总量的增加。这一观点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因为经济学界认为，生产力的进步自然会带来社会效用总量的不断上升。而为了让一定的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社会效用总量增加更多，人们在GDP之外也提出了缩小贫富差距等新的指标。此外，也有人开始独立于GDP之外来调查“幸福指数”。尽管人们有这样一些尝试，但还没有人站出来否定生产力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必然关系。

  但是，我们很多的经历却表明：生产力进步并不能带来社会效用总量的增加，并不能不断增加人的幸福感。这也就说明，生产力的进步不能始终代表社会的发展。

   例如：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第一辆自行车的出现，这辆自行车被一个人所拥有，他的满足感会增加。假设他的满足感因为交通变得快捷而增加6，因为比别人更快产生的优越感而增加4.这时候，社会总效用是否增加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其他没有自行车的人会因为自行车的出现而感到自己的交通很“慢”（之前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慢），每个人的效用因此减少3（假设数）；同时，他们还会相对于那人的优越感而产生“自卑感”，使每个人的效用减少2.如果这个社会总共有10人，起初没人的满足感为10.那么，第一辆自行车出现以前，社会总效用为100；自行车出现以后，社会总效用=10+6+4+（10-3-2）*9=65.显然，生产力的进步带来了社会效用总量的减少。按照效用论对发展的定义，那么生产力的进步就带来了社会的倒退。

    当然，上面那种情况讲的是肥平均分配的结果。如果是平均分配，结果又不同。如，第一辆自行车出现后，由全社会平均分配，共同拥有，每人骑一天。那么，每个人都会因为可以因为偶尔的便捷而带来效用增加2.但是，10天中，只有一天效用增加了，另外9天，人们都会因为体会过自行车的便捷而感到步行的慢，从而每天的效用减少1.假设自行车出现以前，人们每天的效用为10,每个人10天的总效用为100.自行车产生后，每个人10天的总效用=10+2+（10-1）*9=92.效用总量也减少了。除非，一开始就产出10辆自行车，平均分给每个人，那样的话，每个人都会因为感受到交通便捷而使效用增加，进而带来社会效用总量的增加（如增加到120）。

    可见，倡导平均分配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方面是优于非平均分配的资本主义的。

    但是，平均分配制度下，即使生产力能够达到一次性就“为每个人提供一辆相同的自行车”，社会总效用的增加也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当人们普遍习惯了自行车的便捷之后，慢慢的便无法感觉到其“便捷”。人们骑自行车时的满足感会变得与以前步行时的满足感一样。除非，自行车后马上又出现汽车、飞机等等，生产力这样无限进步下去。而这样无限持续下去的结果，就是效用总量由100变为120，再变为100，再变为120，如此无限循环下去。也就是说，生产力的进步最多能够使社会效用总量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而不能带来社会效用总量的持续增加。按照这个逻辑来推论，那我们当前的社会效用总量很可能与数百年前农耕时代的效用总量相当。也就是社会没有什么发展。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效用比农耕时代高，那也不是因为生产力进步带来的，而是社会制度优化，分配更平均所带来的。

    如果，社会效用总量的增加代表社会发展而非生产力进步带来社会发展，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构建一个增加社会效用总量的理论体系，抛弃围绕促进生产力进步的理论体系呢？至少，我们应该以前者作为我们追求的核心，而非当前的以后者作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