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的一生，是在主席台上的一生。

70年前的五月末六月初，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改造我们的学习》，从而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从此之后，有一个人，他一生的荣辱、一生的灵魂都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紧密相连。他就是“摇摆的秋千”——周扬。

周扬长达30年，一直“是中共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者”，因此，他自觉、不自觉地对文艺界和思想界发号施令，最要命的是，他整过不少人，有些人几乎就是死在他的手里。一直到毛泽东去世后，他又是唯一一个深刻反思“斗争哲学” 和“斗争文艺”的“文艺界领袖”。他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异化，反思自己一生在文艺、哲学等领域的功与过、成与败、得与失。他最终挽回了多数人的原谅和理解。

解读周扬，是有难度的。正如评价周扬，是有难度的一样。难就难在周扬“摇摆不定”；难就难在周扬是一个矛盾的人；难就难在周扬的一生集合着无数的是是非非，至今还难以界定“对与错”。

周扬被称为中共党内的两支笔之一（还有一支是胡乔木），始于70年前。据说，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初稿就是周扬写的。周扬从此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交上了好运。

建国后，“他几乎是第一号文艺领导人物。”（诗人曾卓语），很长一段时间，《人民日报》文艺方面 “重要的文章、社论、评论文章，他都改。他连写字都学习毛主席。他用毛笔改字，改得非常仔细，有时要改两三遍。”（散文家袁鹰语） 。1954年之后，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要职。1958年，中央创办《红旗》杂志时，毛泽东钦点周扬为编委之一。同年，周扬同郭沫若一起主编《红旗歌谣》，写文章歌颂大跃进。周扬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文艺路线上”，阔步前进，越走越远。

清点执行“革命文艺路线”时期的周扬，我们会看到一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战士形象”：1942年，党内批判王实味。1955年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对路翎的批判。把女作家、反党集团分子丁玲发配到北大荒。对冯雪峰的批判。对俞平伯的批判。对《武训传》的批判。在这些残酷的斗争中，周扬无不是急先锋。“1958年反右以后，周扬在文艺界真正树立了绝对权威。过去反对过他的，对他不大尊重的，包括不一定是不尊重的人，都被打下去了。”（散文家、《人民日报》文艺部袁鹰语） ，可见，这个时期的周扬，实际上是中国文艺界的“希特勒”。人见人怕，人见人恨。

1989年，周扬去世之后，不少了解周扬、认识周扬的文艺界人士纷纷出来“解说”周扬、评点周扬了。文艺界人士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周扬便通过不断揣摩毛泽东对文艺的想法、思路，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因此，他能够青云直上，而别的文艺成就比他高得多的人，都难以企及。经常揣摩毛泽东想法的周扬，也有“老马失蹄”的时候。他也会被毛泽东批评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慈手软”。受毛泽东授意，1967年1月，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发表长篇评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周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他被游街、批斗，很快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被囚禁九年之久。很多人都以为周扬已离开人世，“他在北京的户口也被注销了”。

在秦城监狱的九年多，周扬有时间冷静地反思自己的过去。特别是他能够设身处地的反思那些被他一个个按到在地的文艺家们，过着怎样的“非人生活”，这实属不易。他在内心也会静静的痛恨党内左倾路线犯下的错误。

《人民日报》记者、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作家李辉，采访了周扬的老熟人秦川，留下了文革之后，周扬发生奇迹性变化的一些印记——

秦川回忆说，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实在是“变化太大了，简直判若两人”。他在许多场合都勇于自我批评，承认过去整人的错误，向不少同志诚恳道歉，得到了大家的谅解和尊重。他不只一次向秦川提起，决不能重复“左联”时期以来屡犯的“左”的错误。

标志着周扬彻底扬弃过去的，是在1983年之后。

这一年，他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做了一次讲话，就是这次讲话，文艺界、思想界的人们对周扬刮目相看了：人们仿佛看到了经历血与火的淬炼之后，一个富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全新的周扬，面世了。尽管此时的他已经76岁高龄，身体也已病入膏肓。一直到他临死之前，人们记得最多、印象最深刻的“周扬遗嘱”是：“我们再也不能重复‘左’的错误了，在秦城监狱中，我就想了许多、许多……”

周扬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生活中的周扬与主席台上的周扬，究竟给人以怎样的印象？

在周扬身边担任过多年秘书的露菲说：

“他从不抽烟喝酒，只吃饭。平时从不带钱带粮票。他什么文化娱乐也没有，生活枯燥，没有个人乐趣。一到晚上不出门，就看马列的书。可以说，除了开会就是开会，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给他当秘书时，从来没有时间和爱人散步。”

生活上一向严谨的周扬，仍然背负着在婚姻期内抛弃妻子和三个儿子的骂名。根据周扬的长子周艾若回忆，1941年，周艾若的母亲也就是周扬在湖南的结发妻子偶然地知道了父亲另外有了一个家。得知被周扬抛弃之后，第二年，周艾若的母亲就郁郁而死。

总结周扬的一生，我们是否可以给他戴上很多不同型号的帽子？

在周扬的子女看来，周扬活得有些不地道。在文艺理论家看来，周扬“活得很尴尬”。在被周扬整过的文人看来，周扬“活得很政治、很卑劣”。在喜欢张扬的中国媒体人看来，周扬“活得很痛苦”。周扬实质上就是中国文艺界、思想界的一具“摇摆的秋千”，一具没有思想的手铐，一具没有温情的主席台。

如今，在延安整风运动过去70年之际，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温故知新”：一是中国文艺界产生周扬那样的领导人的土壤渐渐被铲除了；二是产生周扬那样大悲大喜的人生际遇的环境也不复存在了；三是产生周扬那样指鹿为马、残酷斗争同行、朋友、兄弟的“革命文艺路线”也被斩断了。这是成千上万文艺家、思想家用汗水、用血泪甚至是生命换来的“斗争结果”。

要说作为“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周扬，在晚年有了难得的回光返照：利用多种场合向被自己整过的同志道歉、谢罪；并在多种场合包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清算“革命文艺路线”的错误、罪过，要求人们实事求是地理解和把握马列主义精髓。在思想文艺界，有一百八十度转弯的“文艺界领袖”，至今只有周扬一人。

其实，比较重要的悲剧是：做了无数报告，写了无数讲话稿的周扬，被后人认为是“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文章流传下来”。

因此，若干年之后，“周扬”这个名字，是不是应该被人们淡忘、被人们抛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