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薏怠

　　最近，出了两起轰动全国的假记者事件：

　　一是海南省三亚市，以林明豪为首的“《中国法治新闻》海南代表处”假冒记者身份，以在新闻媒体上曝光负面新闻相威胁的手段索取钱财、招摇撞骗。《中国法治新闻》杂志系在中国香港地区注册的一家新闻媒体，2004年11月该刊物被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文宣布取缔。该刊物被取缔后，于2005年在北京成立注册了《中国法治新闻》杂志社新闻广告有限公司，并在全国各地成立代表处，承担国内广告业务，其工作人员并不具备新闻采访资格。2006年12月，林明豪以“《中国法治新闻》杂志社新闻广告有限公司海南代表处”名称在海口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主要开展企业广告等业务。“《中国法治新闻》海南代表处”于2007年4月非法挂牌成立，地址设在海口市，负责人为林明豪，成员均在三亚。成立时，林明豪等以《中国法治新闻》杂志社海南记者站名义向三亚多家单位发函，索要所谓的赞助费5000元-15000元不等。

　　二是辽宁省营口市，2007年6月16日、7月16日、8月16日，一份号称“香港报纸”的《社会新闻报》，连续3期对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法案件进行报道，对法院办案横加指责，自称该报社长、首席记者的高扬还策划、组织、指使一些不明真相人员多次闹事。高扬等人这样做主要的目的，就是借所谓的曝光收敛钱财。所谓《社会新闻报》，也是非法出版、印刷、发行的假报纸。

　　而山西省，两个多月来，收缴假冒记者证、工作证1362件，抓获涉嫌敲诈勒索、强拉广告、强买强卖的假记者28人。一些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打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一些重要会议现场。

　　假记者坑人，一方面在于不办事，办不成事，又要损人利己；另一方面，还搅混水，使真记者也有时不好干，到一些地方采访鉴于假记者的影子人们对真记者也心有余悸。

　　出一个假记者，不稀奇，那叫“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是一个社会，屡出假记者，就是个社会问题了。中国出假记者，自1990年代初，就有了。日前，有关官员指出，是当年一些电视台、报社、杂志、电台私自招聘人员，自己发了一些采访证、工作证，使一些不具备记者条件的人混进了记者的队伍。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似乎在说，当年新闻改革和招聘这一动了人事体制筋骨的改革不应该。所以，把假记者层出不穷归咎于一些单位的招聘未免不显得有些牵强，而对记者的管理，“吊”在记者证这一颗树上，更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记者不同于明星。明星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得，故明星不用拿“明星证”。但记者，即便柴静那样的，到有些地方也得亮出记者证，因为即便有些官员也不爱看《新闻调查》。柴静，好样的，柴静敢于向豪华政府办公楼宣战为当代新闻从业人员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柴静也不是走到哪里都亮记者证，一是有人本来就认识她，二是有时她亮记者证就不好了解真实情况了，而暗访就可以做到。再往前追溯，范长江、邹韬奋，没有记者证，却干出了持有记者证的人干不成的事业。如果按照现在的对记者的管理办法，鲁迅也不容易弄个记者证。好记者，不在一证，而在于敢不敢说真话。

　　假记者没有记者证，更没有柴静那样的经常露脸的机会和作品，可假记者为什么还能得逞呢？有他们自身的骗人的原因，更主要的在于采访对象无论官员、老板、学者什么的都不学无术并且有问题，生怕被人知道。假记者可恶，怕假记者的人也高尚不到哪儿去。

　　以证取人，是假记者生存得下去的最大的原因。前几年，听说有人早晨上街吃油条，也亮出了记者证，不想给钱。这事，我没看到，也不太相信。但是，有记者以扫黄的名义去找“小姐”，自己先跟“小姐”泡够了后再曝光或报警，我却相信。否则，他们怎么知道“小姐”都干了什么？至于参加会议、企业开张、产品上士之类，拿点钱物，就更家常便饭了。真记者，诱惑了假记者。假记者，真记者的影子。

　　两起冒充香港媒体的事件，不但亮了证而且还拿出了杂志和报纸。但是，那粗制滥造的样和初中生不如的文笔，依然露着马脚。然而，他们还是蒙蔽了一些人尤其当地官员，难道这样的官员就不该追究责任吗？而一旦知道了骗子的本质，反戈一击的时候，不是“钓鱼”就是“设套”，又显出了另一种不厚道，诱惑人犯罪。

　　记者，普遍意义上是一雇员，服务于他（她）所从事的媒体，而这一媒体应该代表一定数量的公众。记者，搞成了官，有级别有职称，是又一中国特色。

　　铲除假记者，离不开打击。若治本，必须进行新闻改革，降低记者的神秘色彩。而降低记者的神秘色彩，少了公开竞争、充分竞争，和对好、坏事一视同仁向社会公布，是万万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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