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说谎，德国首相俾斯麦可谓一针见血：“在打猎之后、在战争之中、在选举之前，都是一个人说谎最多的时候。”无论从政治、生活，抑或是人性的角度，理解俾斯麦的这个观点并不难。只是，在影像流行的今天，“说谎最多的时候”似乎还应该包括“在拍摄之后”。而这，正是“纸老虎事件”的时代背景。

        有关华南虎是“纸老虎”的质疑尚未平息， 11月15日，“年画老虎”在网上的出现再次一石激浪。只要将“年画老虎”的虎纹和网上公布的周正龙照片中老虎虎纹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两只老虎的虎纹有着惊人的相似。而有关专家与年画印制厂商也表示“有99%的概率是同一只老虎。”

        一场“全民打虎”的游戏至此似乎要告一段落了，甚至连著名的“挺虎派”也开始公开“反水”，直言“周正龙虎照片为假”。有关真相的另外的“1%”大概也只剩下周正龙的正式表态。不过，就在人们断定相关权力部门正在努力“撇清”与周正龙的关系的同时，也对周正龙这夹在媒体与权力之间的“可怜的农民”怀有期待，期待他能在这场寻找真相的博弈中道出鲜为人知的实情，以其“迷途知返”完成对谎言彻底的反戈一击。

        谈到真相的获得，时常让我想起两句话。一句是中国古人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另一句是雨果的“若无新闻出版，万古如长夜”。对比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这位中国古人似乎相信天是一下子亮了的，像打手电一样，圣人既出，天下大白；而雨果则认为天是慢慢亮的，甚至还有可能会暗下去。所谓圣人生则生矣，甚至可以在产房里守株待兔，但真相却只能像新闻出版一样有着需要漫长的进化，只能靠在路上的一点点寻得与拼装。如果不能好好守着，在极端的年代里恐怕这点光亮还有可能会丢掉。

        显而易见，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更认同雨果的判断，而不是那位古代同胞流放自我、漫无边际的抒情。真相从来就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更不能指望哪位圣人高高在上的光照。“纸老虎”事件同样表明，真相不是凭着几张照片与几场煞有介事的新闻发布会便可以“宣布出来”。真相必须经受检验，只有通过对场景的不断还原，不断寻得与拼装、交叉验证，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相。

        有关真相的观念与方法上的变革无疑是今日中国的一个大进步。也正因为此，当有些人将“全民打虎”的起因归咎于政府的“诚信危机”时，我却更愿意看到社会变迁的另一面，并将此归功于中国公民探寻真相的能力的崛起，而这种能力也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完成转型的关键。

        在不久前有关记者节的专栏文章中，我曾谈到“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有真相”。关于这一点，“全民打虎”的出现无疑是个极好的见证。回顾整个事件，我们不仅看到了无数网民的努力，同样看到了保存原始记忆（比如这里的年画）或者记忆碎片何其重要！当记忆被激活并还原，真相的拼图也就近在咫尺了。

        感谢互联网，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让多愁善感的正人君子们心怀忧惧，但在关键时候互联网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有目共睹的是，博客、ＤＶ、数码相机及其他便捷的大众传播方式的兴起正在改变传统新闻业的面貌。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在进入一个“我们即媒体”（Ｗe the media）的自媒体时代。当人人都可以书写网志、拍摄照片与ＤＶ，他们也都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记者。在这个倡导“人各有志”、鼓励“录见不平”的新时代里，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记录自己的生活遭际、所见所闻，并且能够借助网络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做一个寂寞却又真实的桅顶瞭望者，或“惊爆内幕者”。

        ——若得幸运之神的眷顾，还可以凭着自己无意的一瞥，翻开历史多情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