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23 1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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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僅是中國最好的城市，也是中國最有活力的城市．這個城市的活力來自於不斷成長中的新香港人．早年的漁村之所以可以演變為燦爛的東方之珠，就是因為不斷注入的新力量，一群對自己、對香港、對未來有不同期望的外來人，並為之努力造就．眾多華人的佼佼者誕生在這塊土地上，每一個香港人其實都是從新香港人開始。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進入香港的，如董建華、李嘉誠、邵逸夫、金庸等香港政商文化界名人，都是他們那個時代的新香港人，在中國這片最自由亦最具法治的土地上，參與編織商業香港的美麗夢想．回歸前後，香港又開始新的夢想，進入政治經濟和社會轉變的一個新格局，追求社會和諧及民主成為新議題。又一批新香港人加入到構建新香港的隊伍，他們可能至今還不能講很流利的廣東話，卻以專業能力、感情寄託，在香港展示他們的身影，在這個舞台上演繹新香港人的新生命，也為香港帶來新的生命．
香港不是異鄉而是新的故鄉。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位於中環的小南國餐廳來了一批既講普通話，又時時夾帶著英語和不標準廣東話的客人，自發組織起「協和沙龍」。他們都是離開大陸，別境離鄉到海外或香港讀書後在香港工作的新香港人，每月或每兩個月在週末以沙龍的形式聚會，交友敦誼，探討一些大家共同感興趣的話題。參加者都是一些來自投資銀行、律師行、會計師行的專業人士，及大學教授、基金經理等等。每次沙龍或請來一位具號召力的演講人，或幾位發言人組成一個討論小組，引領大家的自由討論，要研究新故鄉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這一天，三十多人聚在一起，請來了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作演講，梁振英演講的主題是香港與中國的政經互動，引起了與會者的興趣，大家很仔細的詢問梁振英有關香港發展的政策，未來的前景。梁振英說，這是一批有創新能力，具專業知識的精英，他希望這批精英在香港有更多的參與。這一批不在香港出生，也沒在香港長大，因緣機會在香港住了下來，他們關注香港，在影響香港的歷史過程中正在成為強勢群體。香港與祖國聯為一體、同生共長成為這批人的認同感，借助香港自由資訊、倡導法治等城市特色，他們要創造新的中國人的價值。
香港近七百萬人口中，四成五的人口不是香港出生的，他們來自世界各地，但主要的還是華人，他們有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背景，尤以中國大陸背景的居多．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批准書，香港主權移交的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後，開始了香港的新時代．那時，香港曾經有過移民潮，一些沒有信心的香港人移居海外，但更多的新香港人隨著時代的腳步進入香港，尋找新香港的夢．當年的港英政府亦從一九九五年起，放寬中國大陸到香港移民的名額，從每天七十五名增加一倍到一百五十名。在近幾年，平均每年有約五萬人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加上世界上不同區域及台灣等地移居的新香港人，以及不斷增加的內地學人到香港留學後定居香港，估計自八十年代至今新移居香港，成為這個時代的新香港人有將近百萬，佔香港總人口的七分之一．
這是香港的新生力量，與上世紀投入香港經濟發展時代的香港人相比，這個時代的新香港人更具知識，更富創新精神，並不斷培養參與的意識．為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香港政府不斷推動“專才”、“優才”、“海外人才”、“投資移民”，以及內地學生香港讀書等計劃，一大批海外精英流入香港，成為新香港人．鋼琴家李雲迪和郎朗、乒乓球運動員李靜和高禮澤都先後成為港人一分子並深受歡迎。更多的精英活耀在金融、教育、商界及科技界，香港不少大學的校長、學院院長、系主任是新香港人，金融界的胡祖六、陶冬、謝國忠等新香港人都為香港人熟悉．
據香港政府在二零零五年第二季的調查，在一萬二千多名從中國大陸到香港的新移民中，教育程度比過去幾年有改善，曾接受中學教育的新移民，由五年前的五成七點七增至七成五點八，同期曾經接受大專或以上教育的比例，也由百分之六增加至九點三．今年三月召開成立大會的“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海學聯）的估計，僅香港回歸後，就有四五萬大陸海外學人回到香港工作、創業、定居．自從一九九七年開放中港兩地交換生以來，自費留學及持工作簽證到港的知識青年增速度很快，僅二零零六年持工作簽證的就有五千六百五十六人，就讀大學的有五千人． 回歸以來，有三萬多學子從大陸到香港接受高等教育。
這樣一批既了解西方文化，又溶入香港社會，且有各自不同背景，尤其是熟悉中國國情的香港新精英，確立的新身分，沒有“愛國愛港”與“泛民主”之間的爭議；也不存在政商之間的勾結或者衝突；更不會有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不少人享受過西方式的民主，也有大陸、台灣、甚至新加坡等地的政治斗爭經驗，他們生活在香港，熱愛香港，在解讀諸多社會、政治紛爭上更為理性．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取得成就後，他們開始有參與香港政治社會生活的訴求．
匯金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主席胡野碧一九九一年由毆洲來到香港，是香港首次引入海外專才的三人之一，有大陸背景，有西方金融業的專業知識，胡野碧在香港的金融業服務了近十年後，二零零零年開始自己創業，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在香港搭建平台，客戶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大陸經濟發展，香港金融業的蓬勃令匯金的業務穩定發展很快．出於企業家對社會的責任，也出於對香港的愛護，胡野碧開始關注社會，他加入了海外留學生的協會，也參加香港本地人的青年聯合會成為會董，積極參與不少香港青年的活動．
胡野碧家住香港離島愉景灣，他亦關注地區事務，有一段時期該地區停止出租車服務，令住地居民很不方便，因為涉及民生，胡野碧主動參與，代表居民與政府協商．胡野碧說，雖然不是香港土生土長，也沒在香港接受教育，但香港的現在和未來與每一個生活在此的香港人息息相關．胡野碧表示：“香港社會民主訴求的聲音越來越強烈，這是每個香港公民的權力，我也不排除更多的參與其中，條件合適，成為民主選舉的一份子．”
生活在香港十幾二十年，新香港人的精英人士，已經不滿足僅停留在專業領域，他們期待走出來，代表這個社會群體發出貢獻香港的聲音．去年，香港特首曾陰權的政改方案遭否決，新一屆特首仍由八百人的推委會選出，在八百人的推委會候選名單中出現幾個新面孔．這個一直以來由香港政商界名流玩的遊戲，去年首次有新香港人要參與．
香港理工大學物流學系教授閻洪，就是第一次走出來參加八百人推委會選舉的候選人之一．閻洪祖藉四川，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到美國留學，一九九三年來到香港任教，二個兒子都在香港讀書，生活近十五年了．閻洪認同香港就是一個不斷由新香港人創造的社會，“董建華他們來的時代是帶著錢來，也有一批新香港人是帶來了勞動力，我們是帶著知識、智力進入香港．”十多年的生活，從開始要用英語與香港人溝通，到現在已經可以熟練運用廣東話，閻洪對香港的身份認同很明顯．每次無論去大陸還是國外出差，他都選擇香港的國泰或者港龍航空公司的航班，返程時聽到空姐用廣東話廣播，登機可以拿到一份香港報紙，他都有一種親切感，“登上機就已經是回家了”．
為了溶入香港，閻洪刻意與香港人“混”，每個星期都帶著兒子一起去與本土的香港人踢足球，兒子上場，他就與那些香港人父親聊天，一群人中裡面，可以稱為新香港人的就他一個．對香港文化的認同，使他產生一份責任感，不僅要在香港教好書，還要參與香港社會．
閻洪是海學聯的代理會長。去年十一月，海學聯一共推選三名代表參選選委會，閻洪是其中之一，他很認真地擬定參選提網，去大學各辦公室拉票，他堅持以廣東話向選民拉票，平時用英語或普通話與閻洪交流的教師們都欣喜若狂，“原來你的廣東話講的這麼好！”
最令閻洪感動的是，有與閻洪相同經歷的“海歸”教授說對他說：“想不到我們這堆人中有人站出來參選了，我幫你拉票．”原來，這些海外歸來的新香港人精英早就盼望有人可以站出來參與香港的政治社會生活，只是一直沒有人踏出這一步．
去年一群高校的“海歸”人士醞釀成立“海學聯”時，就有不同的意見，曾經有核心層人士提出成立政黨，要參與香港的政治社會生活，但沒有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最後取用了“聯合會”，而非“聯誼會”的名稱，就有這樣的考量．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閻洪正在起草一份論述，題目是“循序漸進，穩步發展──我們對香港政府‘政制發展綠皮書’的看法”，雖然標題有些官方式，但這是“海學聯”核心層研究了港府“政制改革綠皮書”以後的意見，表示出這些精英層的參與意識．雖然，閻洪去年的參選最終失利，但他坦言，有機會還是會再站出來．
去年失利的並非閻洪一個，參選八百人選委會的所有新香港人都敗下陣來．來自台灣的江素惠，是前台灣駐香港的光華文化中心的主任，二十多年前來到香港，一直以香港為平台，搭建兩岸三地文化交流的舞台．去年，她亦走出來，以一個新香港人的身份競選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的委員．雖然沒有成功，但江素惠亦沒有認為是失敗，“香港時代轉型的時刻，可以召喚到代表一種新的力量走出來，本身就是香港的成功．”退出台灣官場後，江素惠專職文化交流及時事評論，她的想法和觀點時常有獨到之處．
雖然，很多人都不認同香港是有文化的社會，具台灣背景的江素惠並不這麼認為，她很肯定地說，在兩岸三地的交流互動中，香港是最能發揮、展示文化魅力的地方。八十年代初，江素惠被台灣《中國時報》派到香港工作。直到今天，無論是作為記者還是官員，或者發展自己的事業，她都堅守在文化領域，在香港的文化交流平台上起舞。江素惠相信：「文化元素是生命的要素，也一定是兩岸三地可以共融互通的重要因素。」
在香港當了十年的“台灣官”，退出官場時，江素惠選擇了留在香港，“資訊自由通暢，是世界傳媒的亞洲據點；中國改革開放，香港既是參與者又是享受者；東西交匯的一個國際舞台等，很多理由讓我留下來．”
香港象江素惠這樣找到理由留下來的台灣人有三、四萬，有五十多家台資企業在香港上市，來來往往的台灣人更無計其數．在台灣，江素惠曾是兩屆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有從政的經驗，她又被最新一屆香港台灣工商協會選為會長，有機會為香港的台商服務．在香港已經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江素惠不斷找機會參與，施展理念，她為香港五六家報紙寫專稿，還上電視、電台發出聲音，為弱勢群體說話，向政府建言．問江素惠是哪裡人，她會笑哈哈地回答：“我是香港、台灣、中國人．”
去年八百人選委會敗陣，並沒有影響江素惠的參與意識，她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參與香港社會，她也希望更多的新香港人走出來參與香港的社會、政治建設．作為移民社會，香港人的內涵不會變，但香港人的外延在不斷擴大，香港應該有更大的包容性，讓更多的“外來”香港人有參與的空間．“港人治港沒有背景的考量，這首先要從政府做起，政府要有更大的包容性．”
回歸十年，香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港人治港，不再是港英殖民政府治港；一國兩制，既與大陸緊密聯絡又有香港的自己特色；香港的特點使其成為中國的經濟首都，更在探索文化和政治首都的可能性；香港更多元化、國際化的特性，以及社會轉型，都令香港需要包容，需要廣納各方人才．香港政府看到了這樣的需求，也願意聽取意見．
回歸以後，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設立非全職顧問制度，聘請社會專業精英擔任，傾聽來自社會的專業意見，一些新香港人亦成為其中的一員，他們來自各個層面，有學校的教授，有商界，也有媒體的．鳳凰衛視評論員朱文暉二零零五年底被聘為香港政府非全職顧問，每兩星期開一次會，向政府提建議．坐在政府的會議室，朱文暉的感覺是：“雖然這只是一個說說話的顧問，但就是香港的主人．”
朱文暉是一九九四年以訪問學者身份來到香港，因為需要和喜歡他就留在香港了．期間，他做了大量的研究項目，如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香港與內地的整合等．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每年都給港台日大陸等亞洲各地一個訪問，朱文暉作為二零零四年的訪問學者，代表香港前往．
喜歡研究的朱文暉現在是電視的評論員，但仍不放棄他的研究．朱文暉協調為“智經研究中心”所作的“港深如何建設大都會”的研究課題，提出開放深圳居民以電子證自由來港的建議，在港深兩地都引起轟動．香港在朱文暉的眼中是中國崛起的一個重要城市，在軟件上更與西方接近，在硬件上更接近中國大陸．朱文暉認為，以香港社會特性來說，回歸後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香港的新發展和新定位，決定了香港應該需要更多的新人共同參與．“香港一方面需要展示國際舞台的形象，要有國際火花；另一方面又要加速與中國大陸的融合，要有更多的中國思維．”朱文暉強調，他的貢獻主要可以在後者．
因為太太被派往香港金融界工作，潘羽翔跟著太太將家從澳洲遷往香港，開始了香港的新生活。上世紀八十年代未，潘羽翔離開上海到澳大利亞讀書，五年後拿到博士，雖然正遇澳洲經濟大蕭條，潘羽翔卻因為成績優異而成為澳西太平洋銀行首批招聘的財富管理經理。九七回歸前，有大批華人從香港、台灣移民澳洲，有人成立了「一個國家黨」，反對澳洲新移民。因為在銀行工作，潘羽翔的接觸範圍廣，澳洲自由黨吸納他加入，作為才數族群的代表，潘羽翔開始了他在澳洲的社會工作。他所在區大約有十萬人口，大多是華人，潘羽翔是扶輪社的副社長﹔還成立了獅子會，維護社會公共衛生、照顧弱勢群體，為自由黨競選等，潘羽翔結累了一定的社會參與經驗。
零五年，潘羽翔舉家遷移香港，他服務跨國金融機構，也接觸了一批類似的海歸人士，潘羽翔認為，香港近年來的移民數量增加很快，這個群體有不同的生活經驗和歷程，價值是不一樣的，需要有人走出來代表這個群體說話，或者分享他們的經驗。但依潘羽翔的經驗，要參政對香港有更大的作為，就要得到佔香港大多數的本地選民的支持，本土化是一個重要的途徑，「海歸精英都在高層次工作，有高高在上的感覺，要沉下去。」潘羽翔的太太是廣東人，顯示了融入香港的優勢，到香港沒多久就擔任「專業婦女協會會長」，才有較多服務香港社會的機會。
香港進入了知識社會時代，新香港人的精英群大多具高學歷及國際觀，這是香港時代轉變的新財富，也是香港轉型的另一股動力。如今，這樣的精英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已有建樹，開始展露出參與社會建設，參與政治的期待，這樣的期待亦正在嬰育行動，成為改變香港的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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