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我作为安徽省政府赴港访学研究班一员，来到香港，有机会接触了《亚洲周刊》。

   因为我是做传媒的，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帮我联系到了《亚洲周刊》的资深特派员纪硕鸣先生，并且让联系人领我见到了他。那是他们正在一个宾馆里忙着的报告会上，他谦和热情地了解了我的来意，还把我介绍给在场的总编辑邱立本先生和特派员朱一心小姐。他们太忙，匆匆一面，我们就告辞了。

   15号下午，纪先生电话告诉我，星期一，也就是17号下午三点钟到他们编辑部去。他非常具体地告诉了我从红磡差馆里住地出发的乘船乘车路线。

   17号下午，我和同来的都先生一点多钟出发，辗转来到了《亚洲周刊》编辑部楼下，一看时间还早了点，就抽一支烟再上楼。来来去去的女士们，掩鼻而过。这在内地是没有的。

   我们来到编辑部登记处，恰巧看见了总编辑邱先生，他正很绅士地往里走。我犹豫了一下，想叫而没有叫他。因为我是通过纪先生来见他的，不知道这样进去合不合适。他发现了我们，并且似乎也读懂了我的一闪念，也会意地停滞了一下才说话。

   办完登记，跟随邱总，穿过编辑室，走进他的办公室坐下来。

   在这个拥挤的大都市里，编辑室自然也比较拥挤。看的出来，这里一片繁忙，但没有什么声音。脑子里冒出一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邱总的办公室也不大，且陈设简单，办公桌和圆桌紧挨着。

   挤，《亚洲周刊》就这么挤出来的吗？！

   邱总让人叫来了策划总监陈庆源先生和约见我们的纪先生。虽然很忙，他们和我们谈了一个小时。

   气氛非常好，我有一种温暖感。我咀嚼邱先生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虽然成长背景不同，但对中国都有一份感情。”我想，这感情就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基础。他的另一句话，这几天一直让我在琢磨，那就是：“在权力面前说真话。”我想，无论何时何地，如果权力和真话能和谐并存，互换互融，那就是我们向往的。我还想，邱先生所说的“感情”和“真话”，应该是同一个东西，或者说互为表里。此外，他还提到了“社会责任感”。

   整个谈话过程，邱先生像是一个录制节目的编导，随意而巧妙地把时间一轮一轮分配给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意思表达清楚了就可以，适可而止。我是做电视的，我感觉到了镜头的剪辑组合。在宽松的状态下，时间被恰如其分地分割利用。

   邱先生个子不高，说话不紧不慢，从长相到穿着到表达，给我的印象是：圆圆的，光光的。但其实不然，随着谈话的深入，随着对杂志的翻阅，我感觉那“圆圆的”背后是方方的，那“光光的”背后有很多棱角。我觉得这个小老头不简单（不知道这样说有否不敬）。不经意间，我想起了另一个比他还矮得多的小老头——鲁迅。小时候读过一篇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标题是《一面》，作者叫阿累，写的是他自己偶然见到鲁迅一面的故事。

   纪先生个子高高的，藏敏于憨，不多的话语温润平实，诚恳的眼神让人感到很包容。再次见到他，才觉得自己前面的“一闪念”有些多余。和他站在一起说话时，我要微微抬头。不知为什么，我就感觉不管什么衣服，得体不得体，他穿上都像是长在身上，像树与皮之关系。这是长期用心深切感知事物的一种物质外化？也许吧。反正，他和我印象中的上海人大相径庭。

   陈先生是个比较醒目的人，语速略快，情绪流淌得也不慢。英语粤语国语他都行。他就是一种善于策划的样子。当他得知我想多了解一些香港各种媒体的生存状态时，建议我去他在兼课的中文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听讲座，那样会一网打尽。那当然好，可惜我英语没学会，粤语没学过，只能一点国语，这张简陋的网如何一网打尽呢！我想起《老人与海》，想起《金鱼和渔夫的故事》。唉，能打多少是多少吧。

   还有那天报告会上从我眼前一飘而过的朱一心小姐，想是这个团队的一抹妩媚。她的弟弟名朱一啸。用心发出啸声，那是很美的。可见父母别出心裁也用心良苦，也可见她是有家学渊源的。我在编辑部没有见到她。

   他们这些人，给我的同一感觉是很有精神。但这精神的背后隐约有些疲惫，那是这个快速学习的团队辛勤劳作的团队难以掩饰的。我体会到了精彩幕后的不容易。

   我总是靠直觉写文章，信马由缰，不会字斟句酌，难呈严谨结构，有点意识流。紊置的措辞，自然无法表现《阿房宫赋》中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之美。

   记得《一面》里有陈述，鲁迅送给阿累一本自己的书。这一天，邱总他们送我十本自己的刊物。和平年代也有很多不和平的事，鲁迅精神还是不可或缺，甚至非常需要。回来后展读十本书，略略感觉到了“感情”的厚重，“真话”的分量，和“责任感”的内涵。《亚洲周刊》应该是这三个点支撑的。

   以上是我初次接触《亚洲周刊》的简单经过和粗浅感受，我还不敢说已经认识了他。所以，想来想去，用了“初晤《亚洲周刊》”这个标题。 

                                 马  忠

                                  2007年9月21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