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共享35]

       孔子不能全面代表中国文化

            文/徐躬

中国文化中，是在忠君爱国的‘大公’意识下，只做反贪除奸斗争。在欧洲文化中，在宗教信仰的‘平等’意识下，是直接反对有钱人不公的斗争，为此才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观念，并在他们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有了宣泄的机会。

可中国人所要斗的私有制，却是在从前苏之初才开始学的。

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长久以来，是各种说法都有，有哲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还有地域性学的，等等，从各方面都可以分出不少的科目来讨论。不过，其中较为集中的，通常把儒释道思想是作为具有主导地位的招牌，划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具在形式，所以，一直以来，中外学界一当谈到中国和中国文化时，没有开口不说孔子其人的。再如，近期出现的在世界各地大兴‘孔子学院’，搞得有点像似爆发式的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然而，这实际上不过是当代中国的一种符号行为罢了，并无什么内在意义。

因为，孔子的形象，在今天的中国人心目中，早已是既不完美也不高大了，也就是说，孔子不能代表现实的当代中国文化，比如，用孔子的言语来解说私有制问题，是怎么地也不会着调的，这是其一；其二，孔子是历史上的汉朝精英们雕刻出来的一种精神塑像，那么，他也就不能够代表在汉朝之前的周秦及上溯几千年的远古中国文化。故而孔子作为精神塑像的意义，他也只能是作为中国文化中某一时的、或是某一方面的代表。而且，在今天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有了中国文化，才可能会有孔子的出现，而不是因为有了孔子，才有的中国文化。这种是本是未的原则问题，不可混淆，然而长期以来，不少的学者却为此一直昏昏然。

被称之为国家文化的存在，其实如是镜子、或是像一部摄像机，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中国传统文化，她直接体现的是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形态，即人治社会。由此可见，她相对于欧洲一向保持的神治社会，完全是两个层次的内容。

人治社会，又分为王治和民治的形式。中国的历史一向是王治社会，所以，这样才会有三皇五帝的远古传说，才会有商纣武王之争，然后才会有等级严格的周礼；再接着经历了有500多年的春秋战乱，终于是诞生了大治天下的秦始皇，这样再次在法理形式上统一了大中国，而秦始皇他本人用的一个‘始’字，更是巧妙又直白地说出了是开辟绝对的王治，即从此否定了周朝人多少还有点信奉君权天授的宗教意识。是这样一种王治的社会形态，正统要求的自然就是忠君等于爱国、小私服从大公的治理规则，即在王土之上，个人除了一再被压缩的自然私有之外，一切都归于天下为公。

因为是王治社会，在秦汉之后，依然继承了周朝等级森严的礼制，于是在汉朝，才有了立孔子塑像的条件，在其后也使得儒术能够大行其道。这就是社会形态与文化特色之间的主从关系。所以，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先进思想，它体现的是人治社会的一种理性构想，应当说这是从中国远古的三皇五帝开始的，从那时起就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中耀眼的闪光点。

欧洲历史中，远古可资的史料几乎是空白，他们在短暂的古希腊文明之后，从称霸一时的古代罗马帝国到其衰落崩溃，结果欧洲大陆是进入了绝对的神治社会形态，正好与在同时进入绝对王治社会的中国大地是相反的，于是，在他们那里很自然地出现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且在时间上竟然是长达千年之久，捱到阴痞至极，终于在七百多年前的佛罗伦萨，先从文学艺术发端，才有了新思想觉醒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创新世界历史。不过，在欧洲长期的神治社会中，他们在习惯中养成的意识形态一时半会还不可能改去。虽然到了当代也有了不少的减除，但是，他们依然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子民，身为教徒，一切也只能是为上帝去活着，故而也就难得有天下为公的意识，所以不足为怪；他们尤其是不能够了解人们在财产面前平等与在上帝面前平等之间的相对关系，因而在思想上，也就不免会犯下可笑的幼稚病错误。

事实上，在西学中，正是因为缺少这种为天下大公的历史文化，所以，作为无知，他们也就很容易地把公有社会想象的即奇特又简单，如是五百多年前出笼的《乌托邦》那样描绘得一好百好，天真的以为，只要是消灭了私有制，这天下就完事大吉了。后来，又或许是因为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这使得他们后来的一些思想家和政客，再次磨拳擦掌，甚至是上阵献身，企图干干净净地去消灭私有制，然而，到头来却是在为一个不会吹响的集结号战斗----私有制何能消灭？这就是不知的代价，尽管他们的战斗其情其景很是悲壮，但却十分惋惜。

人类社会，从它的文明初始起，就是一个权衡利益的机体。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从法理的角度看，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私有制中这条公与私对应的轴线上下摆动的。

在中国文化中，之所以不会有对私有制的诠释，是因为她把国家私有制----即家天下----转述为‘天下为公’了。这如是在一种无所不包的大私有中，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小私有，因而负负得正，私私从公，也就没有了什么尖锐的私有问题了，或许就是这样长久地自我感觉良好，大概也就没有去对私有制‘泄私愤’的必要了。因为，中国人从秦朝开始，就有了明确的陈胜吴广情结，只有皇帝老儿一旦成为昏君，就会揭竿而起，闯入皇宫，重新排排坐吃果果，并且还用诗言颂歌为“总把新桃换旧符”，所以，期待明君，反贪除奸，在这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也一直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可是，在孔子的儒家言谈中，却鲜有诉求，事实上，在为官之道的儒术中，也根本不可能会对陈胜吴广们有正面地反映。

这样，被孔子一类的所谓文人用周礼忽悠了近两千年的中国，到了二十世纪之初，在殖民主义列强打破了国门后，的确是感到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所以也就迷失了自己。是在这种窘态中，仁人志士高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但同时，又从刚立国的前苏那里学来了一个时髦词语：消灭私有制。殊不知，到底什么是私有制？直到今天为止，大多数的地球人还不明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