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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文化曾经是低层次的

         文/徐躬

欧洲式的神治广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轻蔑人类自己创造历史的事实，即把一切归于上帝的创造。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很容易把人的社会群体分为富贵和贫困两类对立的成分，而不是从社会劳动分工和个体劳动差异等方面，去了解社会运行的综合条件。这也正是西学欠缺文化底蕴的表现。

欧洲从公元纪年后，还在保持他们的神治社会，这显然是远古神秘主义的遗存意识，同时，也多少反映了当时古代欧洲人在劳动方面的经验不足。

远古时代，由于科学文化水平低下，在人类早期的意识中，天地间的一切都是神秘莫测，不能人为的，只得敬畏，而敬畏的心理原因之一，显然是对大自然的恐慌不安。但是，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个时期，已有成熟的文字语言，记载了在当时东西方一同出现了一次重要的人类思想大革命，即东方有中国的春秋战国和印度的佛教开元，再就是西方的古希腊哲学的诞生。这次思想革命的历史意义，应当说是结束远古神秘主义的一个分水岭，比如中国从此就不再占卜论国事了，已经有了‘道、可道’的新哲学思想，是进入了一种绝对的人治社会。

不过，当时的欧洲，却是从远古犹太教中分化出了一种新的宗教：即杜撰出人类的原罪而期待上帝的宽恕。由此是经历了大约300多年的时间【即到公元313年】，最终雕刻出了一个欧洲人自己用的神主塑像耶稣----取代远古犹太教。比较而言，很有趣的是，西方耶稣塑像的出现，与中国孔子塑像的出现【即公元前134年】是相差了约450年，这时的欧洲，不仅在时间上落后了，在文化水平上也低落一个层次。

从中国的孔子和欧洲的耶稣这两尊不同的文化塑像对比看，明显体现了历史文化的差异，而从社会学的具体分析中，可以容易地看到，二者是因为社会劳动不同的结果。比如，欧洲在公元前的几百年中，光灿一时的古希腊文明，是以贸易和海洋捕捞业为主，这类劳动投入不大但收效多，具有迅速致富的条件，所以在它很快富甲一方的时候，招来了马其顿的野蛮掠夺和瓜分，随后是古罗马帝国兴盛一时，它的特征是比野蛮的马其顿人更会侵占和掠夺，所以在它把所占领的地盘吃干榨尽后，这个雄霸一时的帝国也就撑不下去了。

以字面意义讲，所谓人的劳动，就是有理性地与天斗与地斗。但是，如果是与人斗则不可恭维，如马其顿人，如古罗马人，还有如古蒙铁骑那样在历史上表演过的掠夺抢占，那只能说是对人类理性的践踏，事实上也是造成了对人类文明的严重破坏。

我们知道，古欧洲人的祖先，他们显然没有经历过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业劳动，即无人类自己在创造自己历史的亲身体验，那么，他们把一切存在归于神主，也把一切需要百分之百地求助于神主，这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公元纪年前后，还是要坚守神治社会，现在看来，其实也是他们当时没的选择的选择。

当然，如果是让上帝来管理人的社会，其社会形态也就是教会化的了，那么国家或是政府的职能则排在了其次，即在他们的群体中，不会产生有官僚等级的比较，而是以贫富看人，所以占有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在历史上有天然仇富的情绪，视有产者的私有性为大恶之劣，显然会有去根除之而后快的感性。但是，欧洲近代的有一些学究，如果是体会过中国历史上天下为公这种农业社会的形态，或许也就不会去乱喊什么‘要消灭私有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