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革命圣地延安无铁路的历史结束》这篇新闻报道想告诉我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延安无铁路的历史结束的事实。二，修建铁路的事情与延安精神的关系。而我个人认为，新闻应该用简洁、准确的语言告知受众事实真相。其实这里的内容只要有第一点就已经够了，而不应该把记着主观的观点写进“新近事实的报道的新闻中”.“记者是与事实打交道的不是与观点打交道的”（李希光《畸变的媒体》）。所以记者不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写进要与千万有自己的思想、认识的受众见面的新闻中。新闻自由不仅是记者的权利更是无数的受众了解新闻事实的权利。如果片面的认为新闻自由仅仅是记者的自由的话那是一种对受众不负责任的表现。新闻和新闻事业的核心是受众，是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但是当前的媒体并不是仅仅作为传播事实的媒介而存在。记者或明或暗的将自己的观点写进要与千万有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的受众见面，在经过议程设置后的媒体将记者的观点写进新闻中，这样的结果就是剥夺了受众思考的自由和权利。新闻是描写的艺术，记者对新闻事实的报道要描写描写再描写！目前，或者以前和以后的时间里也许媒体不仅仅是传播事实的媒介而存在的，在更多的时候其宣传工具的本性就不自然的表现出来。当然对于工具而言，谁利用它它就会打上谁的烙印。所以这篇新闻报道的那些浓重的宣传意味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新闻媒介只能作为一种被加以利用的工具而存在吗？当然，从目前的事实与新闻媒介所一直秉承的价值理念来看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新闻要有大众情节。所谓大众情节就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要把自己的本质放在大众中去定位，要为大众思考。只有如此的新闻媒介才有强大的支撑力量和不竭的动力。而其真正的价值才能在为大众服务、代言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最大的价值。但是为人民代言并不是指要替人民选择和替人民思考。选择与思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而现在由于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媒体下的人民的思考的权利和自由正在被慢慢的被剥削。后工业时代的形成和文化工业的兴起，让现在人们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媒体的影响的范围和速度变得更广和更快。由此受众所受到的信息传播的形式和内容愈加一致，人们思考能力下降。而“公共舆论中存在严重的非理性”（《报纸的良知》）受众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形成目前“非理性”的局面和“读图时代”。当然信息的多元化目前只是受众选择形式的多元化，而其选择的内容不可能出现多元化的局面。实质上媒体议程设置的口味也在趋同。趋同的议程设置必然使不同媒介影响下的受众的认知和价值趋向也变得越来越一致。所以目前形成我们的媒介时代的人们的个性缺失和浮躁的社会弊病，在媒介影响下的价值趋同与实际上受众本身的实际情况的不同导致价值错乱和信仰危机，这些正是文化工业时代的媒体所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有两项不可饶恕的罪过：不但剥夺了艺术品的“灵光”而且成为统治阶级操控劳工的帮凶。（中华传媒网——《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我想，现代的媒体是后现代主义控制下的文化工业的代言人。娱乐化，宣传意味，格调低俗，畸变的商业化，审美趣味的偏差，大众被利用和被误导等这一切亦曾是推动并正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媒体所不可推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