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號星期六晚上，我上完油畫課，將兩個女兒送到公婆家後，和先生兩人立刻又起身，參加大學時期的學運社團的學長，也是現在第三社會黨主席周奕成的募款餐費；前些日子，第三社會黨在中正紀念堂前，為了抗議扁政府粗暴地卸下大中至正的字樣，在那裡靜坐三天三夜。先生和我都是在八零年代末期，曾經參與學運的學運份子，但我們從未想過，事隔將近二十年，我們這些年將四十的中壯年，竟有一票人還願意挺身出來捍衛「中正紀念堂」，但這群人在二十年前，卻曾經拿著「大中至正」大做文章，重點是，有大部分的人都曾經是民進黨員。物換星移，時空變遷，令人欷噓！

        在募款餐費上，我和幾位當年曾經參與學運的朋友討論過「中正紀念堂的拆匾事件」，發現大家在看法上差異甚大，有人說：「這是轉型正義，也是遲來的正義！」；有人說：「威權時代已過，這是最好的印記！『大中至正』要留下來」；有人說：「改來改去，可增加經濟動能，反正以後國民黨執政會再改回來！」不過，我發現，以往我們這群標榜左派的知識青年，在事隔二十年後，大家的差異已經愈來愈大。

        我說：「政治名詞一直都是歷史最刺眼的提醒，現在大家對『自由廣場』的名詞無法認同，因為決策過程一點也體現不出自由的價值，『自由』成為最諷刺的反證；六零年代的台灣，蔣介石說：『台灣是自由中國』，結果卻是白色恐怖最猖狂的年代；同樣的以往共產世界，高唱解放的同時，卻讓人們的身、心、靈進入最僵錮的時代。」大家聽了，雖然有同感，但有人對我的論調，並不贊同，因為這樣聽來，好像坐以待斃就好了，反正歷史會給所有問題一個答案。我說：「台灣最大的問題是，大多資源投入政治，大家都認為，政治是唯一解決台灣困局的答案，而我的想法恰好相反，依目前的現況，再好的人才，投入政治都會被目前這種架構綑綁住；至少讓政治變成一門冷門事業後，變態的政治作秀文化，才能被改變，政治人物才能好好的思考政策。」

        餐會上，我遇到了前行政院長唐飛，他全程參與募款活動，精神感人，因為他深信第三勢力的崛起，是一個摒除藍綠對峙的最佳良藥。我看了餐會上第三社會的候選人名單裡，絕大部分是，台大、政大畢業、美國MIT、美國哈佛、美國芝加哥的博士，這些人為了一股熱情，全又投入的參選行列，我心想：「能選上嗎？選上能發揮作用嗎？台灣缺的不是政治參與者，而是有睿智眼光、有智慧、有胸襟的領導人。」

募款餐會結束後，我在返家的途中，經過中正紀念堂時，恰好看到「自由廣場」的字樣，已經完全安裝上去，心情百般惆悵，我和先生看到「自由廣場」的字樣時，兩人互看一眼，我們異口同聲地說：「真是慶幸，當時選擇離開政治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