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屠：信阳事件认罪书集》之.

    对1959年到1960年我所犯错误的检查交待（下）
                 原信阳地区行署付专员  潘幼耕

   3、 举动骄傲命令作风以及机关所发生的违法乱纪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
  
  （1） 1958年正风反右后，我的骄傲自满面情绪又有新的抬头，错误的认为自已把专粮局搞的不坏，应当归功于自已，以致发展到认为自已在专粮局是唯一正确的。主观办事民主性不强，对别人提出的意见尊重不够，工作包办代替，不注意发动同志的作用，特别是别的领导同志的积极作用（对宋局长就是这样），自已说了大家就得照办，谁要不照办或作错了工作不是耐心的说服帮助纠正不对之处，而是张咀就是批评。专粮局从办事员到领导同志差不多都挨过我的批评，特别是同我经常接触工作的同志挨我的批评就更多，特别是张洪升同志，我对洪升同志的批评有些我是根本不了解情况和不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而进行了批评的，致批评的张洪升同志害着怕谈工作。这种领导方法它的结果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输（应为疏——编者）远了。同志们之间的关系，我愿对受过我批评的同志致一欠意，并保证今后改正自已。并且自已已发展到喜奉承表扬，不愿听反面的意见，致行成在提拔干部问题上也是有错误的，还夸自已说别人说老潘成了粮食专家了，以抬高自已。
 
   （2） 破坏了党委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往往以几个人商谈或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会代替了党总支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就是党内负责干部在一起研究工作，往往也是我说大家听，说完了大家很少发表意见就去照发。从1959年后我长期不主动的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自已置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上，成了特殊的党员，这就直接违犯了党的组织原则，违犯了党章。由于自已带头不受党的约束不积极按照党的原则办事，致使专粮局党的组织处于一种瘫痪状态。
 
   （3） 机关屡次发生违法乱纪，并造成残疾，我的错误也是严重的。
 
   专粮局反右派的后期，斗争右派刘建宇由人事科长董志远亲自主持，发生了殴打刘的现象，在一天夜里我开会回局后，被我见到。对刘建宇的殴打虽然当时叫停止斗争会，并对有关人特别是对董志远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今后不准再打人。但由于对这种违法乱纪行为未进行处理，致后来又连续发生对刘的殴打（这个情况是民主补课时知道的），后来反右派结束后，在大办钢铁时又发生干部徐德生打右派份子王子林的情况，我非但未作严肃处理，当王子林向我说挨打的情况后，我还提出你不好好劳动，打你教育教育你等。特别是到1959年反右倾时，由总支付书记黄伟涛主持并亲手打人，行成了打王资章同志的情况发生，致将王的生殖器打伤，这种情况我虽然当时不知道（我主要抓业务）事后知道了也曾对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打人是非常错误的，今后不准再打人，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亲自领导批判斗争。但当时也仍未当成一个严重问题报告地委进行严肃处理，这就直接包庇了违法乱纪者，因此在上述事件中我是有严重错误的，并且由于专粮局屡次发生打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亲手打人又没进行处理，以致发展到修配厂、汽车队特别是修配厂开个批评会也要有人被挨打或变象的挨打（这个情况我后来知道的），这种违法乱纪行为到它直接破坏了党纪国法，给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损失，这是我应负责任的。
 
   另外在反右倾中把一些未经查实的材料和道听途说的材料特别是把一些确实反映了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也当成了右倾材料进行了批判，它的结果堵塞了言路，扩大了右倾面，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挫伤了干部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干部中造成了一种恐慌情绪。这是非常错误的，受批判的同志是遭了不白之怨的，我愿面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  

    二、信阳地区惨案的性质以及我应负的责任。
  
  以路宪文领导的原地委在信阳地区制造的这个大惨案，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给信阳地区劳动人民造下了巨大的灾难，它使用了通过浮夸的大丰收，再是反瞒产开展两条道路斗争，使地主阶级反动派钻了空子，进行了阶级报复。对信阳地区劳动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信阳地区造成了人类不敢想像的凄惨景象，它直接破坏了农业劳动生产力，破坏了三大红旗，给信阳地区带来了在数年内无法恢复过来的损失（特别是劳动力），后果是惨痛的。信阳地区反革命复辟造成的这个惨案以路宪文为首的原地委应当负责。而我在这个惨案时期身为粮食局长，共产党员积极的推行了原地委的反动的粮食方针政策，我的罪恶也是十分重大的。我辜负了党对我的20余年的培养教育，我已蜕化到毫无群众观点，不关心劳动人民饥苦的地步，我背叛了无产阶级，我失去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成了人民的罪人，我给党和人民造下了极大的损失，我应当对信阳事件负一定的责任。

    三、我所犯错误的罪恶的思想根源。

  1、 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缺乏实事求是和关心劳动人民极苦的观点和作风。我完全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加强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农村阶级形势和处处关心人民极（应为疾——编者）苦等指示。信阳地区事件是从1959年秋季浮夸的大丰收产量进行安排的，粮食征购统销农村生活安排都是按照这个吹牛的产量进行安排的，开始就是主观认识与客观物资存在有距离。这还可以考虑，但后来粮食征购完不成，农村食堂停伙，人口外流，丢小孩浮肿病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发生后，他就完全证明原来产量和任务安排是错误的，应当从新调查研究，正确的分析形势，解除顾虑、纠正错误、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我并没有这样去作，而是不承认实事否定真象，把劳动人民的多数对真实情况的反映说成是思想问题，是右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是谣言。抓住了未经查对的一些材料当作真象继续吹牛，批判右倾，大搞反瞒产特别是推广了罗山用阶级敌人搞反瞒产的作法，把敌人当自已人，给了阶级敌人以进行报复的机会，造成了这样大的事件。不承认事实吹牛浮夸和利用敌人搞反瞒产，它的结果是害了人民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2、 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品质长期来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是我犯下错误的另一个原因。我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中，养成一种性情傲慢放荡贪吃好玩的习气，参加工作后虽经过党的多年的培养教育和在一个较长时期的艰苦生活的锻炼，但未能彻底的改造了自已。全国解放后，组织上对我是非常信用的，分配我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进城后由于资产阶级的侵蚀，自已又有了一定的工作地位，而那种举功骄傲、患得患失个人主义就抬起头来，摆架子闹个人享受，直发展到53年在商城县政府工作时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当时组织上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改造自已，给了我一个很轻的处分，仍保留在原工作岗位上。本应当接受教训痛改前非作好工作，挽回影响，而在后一时期虽然从表面上看，有改正错误的表现，各方面自已也比较注意，但到58年反右派后，我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又逐渐抬起头来，居功骄傲，民主性不强，喜奉承表扬，不愿听反面意见，吃喝挥霍浪费等表现出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存在并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是极大的。
  
  3、 资产阶级的名利观点，为在路宪文、王达夫面前讨好，取得信用，不惜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积极的崇拜路宪文，把他提出的一切都认为是对的，随声附合的不折不扣的大喊大叫的贯彻执行。虽然到农村情况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因实在与良心过不去，自已思想上也有动摇，叫人倒算的几个账，并且也与别的同志谈过自已对粮食产量、农村情况的看法，并在粮食调运方面有个打算。但是由于毫无原则的思想支配，听道（应为到——编者）路、王在开会分析形势时说是大好的形势，自已看到了第一书记表态了也跟着说有道里（应为理——编者），不说，也不敢说自已的看法，更不敢坚持党的原则，向上级党委反映信阳地区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而是跟在后面积极的推行在粮食方面的反动的方针政策。吹牛说假话，这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爱说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已。我就是害人民害了自已的一个。
 
   4、 错误的领会中央、省委所规定的正确方针政策，偏（应为片——编者）面的多购少销粮食，卡死的思想方法，他直接起到了催（应为摧——编者）残劳动人民，破坏生产力的作用。上级早有明确的指示，规定征购在保证三留之后余粮部份，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多购一些粮食，统销在保证城乡人民群众最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合理少销一些。但我从1956年调专粮食局后，在指导思想上并非是按照中央这些指示进行工作的，而是按照错误的对形势估计（主要是粮食产量）和错误的粮食政策进行安排的粮食，不是按照先留后购，国社兼固（应为顾——编者）保证不透底不买过头粮的正确政策方法去进行，而是先完成国家征购后安排群众生活，征购越多越快越好的错误方法进行的，我一直是这个指导思想为指导工作的基础，买了过头粮不承认说产量有那么多还能透底吗？否定不平衡性和其他原因带来的问题，所以在信阳地区几年来粮食征购透底现象是年年有、季季有的。前头搞统购后头接住进行统销，这是事实。在城乡统销方面采取了扣紧卡死的单纯少销一点粮食的办法。这从表面上看来多购些粮食少销些粮食是符合国家的观点，但从信阳地区的实际结果来看，它严重的破坏了中央、省委正确的粮食政策，破坏劳动生产力，挫伤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最后，以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在信阳事件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和犯下的罪恶是很大的，我不但起到了残害人民的作用，犯下大罪，而且贪污多吃多占违犯粮食政策，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应当受党纪国法严厉治（应为制——编者）裁。我是别无所怨的，我愿接受组织上对我作出的任何处理。今后重新作人，听党的话，克服一切错误观点积极的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毛主席的著作的学习，以提高思想认识改正错误，积极工作，挽回给党和人民造下的损失，并感谢组织这次对我的严格审查，也就是对我的挽救。

                                潘幼耕
                           1962年 6月29日